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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記憶的政治》有感2000字
讀《記憶的政治》有感2000字
白豫熙 2017新聞與傳播專業(yè)型碩士
作者對大生產運動的研究緣起來自于她的新聞從業(yè)經歷與個人的思考。周海燕教授當過近十年的新聞記者，曾多次進入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報道一些生產典型和模范，久而久之她發(fā)現在新聞宣傳中，這些典型和模范的塑造始終存在著一個固定的模式：制定政策、提出口號、廣泛的政治動員、報紙上出現各地紛紛響應的報道，并推廣其間涌現出來的典型人物和集體，展現出一呼百應的樂觀局面，然后，這些活動漸漸泯滅，直到被新興起的另一些運動所替代，然后，社會又進入了另一個輪回。于是作者不禁發(fā)問：這種運動模式是如何成型的？它們對中國社會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2006年“新農村建設”運動興起，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旨在改善鄉(xiāng)村社會整體情況，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各地媒體配合中央的政策，積極開展宣傳報道活動。周教授也帶隊去南泥灣進行“新農村建設”的調查，在進行了實地考察和調研之后，在當地的大生產紀念館的門前，她意識到，類似于“南泥灣精神”這種廣為人知的大生產記憶，是由權力話語精心建構而形成的社會記憶。社會記憶理論和話語分析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無論原來大生產運動的真實情況到底是什么，只要它符合權力的現實需求，當權者就會通過某些儀式，例如刊登紀念文章，建紀念館，組織文藝演出等方式來喚醒民眾對該事件的記憶；然后當權者再通過對事實的有意識的篩選，強調，甚至是遺忘來改寫、重構這一事件；最后，當權者再通過各種宣傳手段反復刻寫強調這些記憶，直到它們固化，在民眾的頭腦中形成當權者所需要的固有觀念為止。這些發(fā)現，讓周教授想到了用社會記憶理論和話語分析的方法去探究大生產運動真實的歷史。
其實關于大生產運動的相關研究依然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學術空間。長期以來，對大生產運動歷史的解讀和研究，大都是在官方認可的論斷基礎上加以研究，并將其視為一次解決軍民溫飽問題的生產活動，同時肯定其解決經濟危機的價值。使用的研究方法也較為單一，在理論創(chuàng)新性上存在不足。而針對從大生產運動初期就開始形成的眾多話語文本，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記憶及影響，鮮有人關注。
本書的核心問題可以歸為兩個：第一，大生產的相關社會記憶是如何不斷被建構和重構的？其間權力和話語是如何相互糾纏的？ 第二，“大生產運動”的生產制度模式，是以何種方式、在哪些方面影響中國社會進程的？它們是否會對未來的中國社會繼續(xù)產生影響？
周教授認為，任何一個建國史都是一個神話，譬如在華盛頓，從方尖碑到國會大廈，都是這個國家神話的展示。對于中國來講，從南湖建黨到井岡山起義、八角樓的燈光、長征、大生產運動、三大戰(zhàn)役等等，包括開國大典，都是國家神話構成的一部分。而大生產運動，其實具有“開天辟地”的色彩，人們通過短短四五年的生產建設運動，將中國改天換地，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明朗的新世界。這一系列創(chuàng)業(yè)史的神話，建構了民眾對新中國的社會認同。作為執(zhí)政黨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大生產運動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僅僅是當時的一項戰(zhàn)時經濟政策，它的影響力也絕不僅限于為中共解決了經濟危機。一方面，大生產運動鑄就了中共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的一整套運作模式，即政治動員式的生產方式與計劃經濟相結合，從中共建國后直至今天我們都能感受到這一經濟模式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從大生產運動中，中共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的社會控制運作模式，從而實現了“生產-整風”的雙重規(guī)訓；此外，大生產運動也是國家權力通過操縱話語以獲得政治合法性的一個典型案例。而且“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等政治口號甚至成為了中共最重要的政治資源之一，在國家?guī)状纬霈F經濟困難時，它們成功的鼓勵了人民進行生產自救。
在本書結論部分作者對大生產運動的“再發(fā)現”可以簡單概括成三個方面：第一，作為戰(zhàn)時緊急政治動員的大生產運動，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決新生紅色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大生產運動的首要起因是由于中共急于擴展軍事實力，而導致人口增長過度，財政入不敷出，使邊區(qū)經濟迅速走向崩潰邊緣，不僅基層民眾頗有怨言，中共高層內部對此同樣爭論不休，使得民眾對政權的認同感降低，導致政權面臨合法性危機。為了應對危機，中共領袖不得不通過緊急政治動員發(fā)動邊區(qū)各界開展大生產運動。但這一政治動員行動必須被賦予正當性理由才能獲得民眾的認可，從而具有合法性，中共因此直接將產生的困境歸因為日本侵略軍的“三光政策”和國民黨實行的經濟封鎖，通過訴諸民族主義，賦予其抗日救國的神圣意義，成功地將雙重危機引向邊區(qū)之外。第二，作為政治合法性資源的大生產運動，是一次建立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上的，革命話語的體系化構建。由于其豐富的多義性，這段社會記憶在不同歷史時期被反復重新建構，為作為國家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豐厚的政治合法資源。第三，作為規(guī)訓手段的大生產運動，是一次對邊區(qū)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成功規(guī)訓和控制。“生產-整風”的雙重規(guī)訓，成為后來新中國社會控制和改造模式的雛形。借助群體壓力，通過對模范的表彰和對后進的懲戒，用滿負荷的生產競賽制度使邊區(qū)人民被普遍馴服，從生產到生活受到全方位的集體主義規(guī)訓。
本書的另一大特色是，論文整體的研究方法設計以定性研究為主，包括了文獻研究法、田野調查、話語分析和個案研究等方法�？v觀此書，作者搜集資料之全，涵蓋面之廣，足以顯示其用心之深。鑒于一手資料對論文寫作的重要性，作者不但從延安和西安的檔案中搜集了大量一手的歷史材料，又閱讀了當時的報紙檔案以及之后陸續(xù)出版的各種回憶錄，甚至還遠赴香港中文大學和臺灣大學的圖書館去搜尋內地少見的陜甘寧邊區(qū)部分縣府的地方志和年鑒。而在上述幾地未能尋找到的原著，她則是借力于師生友人的幫助，想盡辦法從海外高校的圖書資源中獲得。
更為可貴的是，鑒于圖書報紙及檔案往往受到嚴密管制，它們更多呈現的是權力掌控下的話語，因此在對民間記憶的研究中，作者運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在延安進行了四次田野調查，光是入戶訪談的時間便長達約500小時。之后作者將田野調查中的無結構觀察和深度訪談所搜集到的民間資料，與官方話語進行比對，通過考察它們之間存在的異同，來尋找其間相互影響和滲透的內在理路。周教授做學術研究的這種嚴謹，踏實，不怕苦不怕難的精神，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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