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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空想主義覆滅的必然性及啟示
王莽空想主義覆滅的必然性及啟示口鐘祥財
內容摘要王莽的個人命運是一種值得反思的歷史現(xiàn)象。古今中外，試圖以取消私有制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改革家”不乏其人，但都沒有成功，王莽只是其中的一個。王莽是一個空想主義者。空想主義和理想主義是有區(qū)別的。理想主義是混淆了現(xiàn)在和未來，空想主義則是用幻覺代替科學。歷史證明，空想主義往往更具有欺騙性和煽動性，危險性也更大。
關鍵詞 王莽歷史現(xiàn)象 空想主義
作者 鐘祥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200020）
公元8年，外戚王莽取代劉漢即天子位，改國號為新。但短短15年后，新朝即被農民起義軍推翻，王莽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后世論者談及王莽，大致持以下幾種看法：
一種罵王莽為“亂臣賊子”。這是正統(tǒng)史家的定論，因為王莽是外姓人，篡奪了漢室，當然大逆不道。
另一種斥王莽“虛偽”。史書上說，王莽年輕時“受《禮經(jīng)》，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者”；“事母及寡嬸，養(yǎng)孤兄子，行甚飭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人仕以后，“爵位益尊，節(jié)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余。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1他的次子王獲殺死一個奴隸，王莽就大義滅親，令王獲自殺。受到朝廷賞賜，王莽總要辭讓一番，或獻出來分給貧者。有一次他不受賜田，全國有487572人上書稱頌。王莽死后，有千余人自愿與他同歸于盡。但在許多人看來，王莽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獲取社會聲譽，爬上權力的頂峰，以售其奸。白居易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后，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zhèn)螐驼l知！”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寫道：王莽被殺后，“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為王莽用他那條長舌欺騙了很多人”。
還有一種截然相反的肯定意見。如胡適在上世紀20年代就說：“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和《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
那么，王莽究竟做了什么，使他的個人(法律論文)命運成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現(xiàn)象，值得后人去思索和回味？
概括而言，王莽執(zhí)政期間重點推行了經(jīng)濟改制。內容包括：1．土地國有，“更名天下田日‘王田”’，不得買賣，一家男子不滿八口而土地超過一井(900畝)的，將余田分給九族鄰里鄉(xiāng)黨，無田的人按制度受田。2．“奴婢”改名為“私屬”．不得買賣。3．實行工商業(yè)政府管制，具體措施是鹽、鐵、酒官營，壟斷鑄幣權，收山澤物產(chǎn)稅和行五均賒貸。為了貫徹這些政策，王莽制定實施了嚴厲的懲罰條例，一時間，因買賣田宅、奴婢和私自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shù)”。到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所謂“王田制”等終因“民怨”而作罷。
這就是胡適把王莽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依據(jù)。問題在于，這些以維護農民、奴隸、中小工商業(yè)者和普通消費者利益為出發(fā)點的改制舉措，何以把社會經(jīng)濟弄得一團糟，激起天怨人怒？
一些學者從經(jīng)濟史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葉世昌指出：“戰(zhàn)國以來，土地私有占有制度已深入人心，決不可能通過一個法令就將它改變過來。土地王有，禁止買賣，必然要引起土地所有者，特別是一家占有土地超過900畝的地主的反對。他們決不會自動地將超過的土地分給別人。”“王田制的失敗是必然的。地租剝削是封建制度的基礎，王莽對西漢地租剝削的批評雖然擊中了要害，但要取消它卻是無能為力的。要取消它，結果將是取消者被取消了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資格�！狈段臑懻J為：“要多田人分余田給貧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虛用來欺騙農民的廢話……王莽的真實意圖是在停止田宅奴隸的買賣，藉以停止豪強對土地人身兼并的繼續(xù)發(fā)展。這當然又是十足空虛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隸的買賣。強迫停止的結果，加速爆發(fā)了社會大混亂�！�
梁小民強調：“在西漢，盡管土地私有買賣引起了兼并和貧富差別，但總體上土地私有制還是適應當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的。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那些贊揚王莽王田制的人混淆了國有與公有的差別。國有還是公有或全民所有，取決于國家政權的性質。封建社會中，國家并不是人民的，僅僅是皇帝的私有財產(chǎn)，所謂‘家天下’正是這個意思。這時，土地國有實際上是皇家的獨家私有�！瓘U除土地私有制實際上是用一人私有的大私有代替無數(shù)人私有的小私有，并無助于解決土地兼并問題�！薄霸诜饨ㄉ鐣�，國家并不代表人民，以國家的名義壟斷工商業(yè)不是造福人民，而是造福統(tǒng)治者自己�！焙拇皩懙溃和趺А霸诜饨ㄉa(chǎn)方式的上升發(fā)展時期禁止土地自由買賣，違反了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這樣的措施不特地主階級不能接受，連農民階級也會感覺不便。一個不能為封建社會中兩個對立基本階級所容忍的措施，必然釀成極大的紛亂”_8]。而且，這些改制“絕不是為了以一個新的生產(chǎn)關系代替舊的生產(chǎn)關系，也不是要使現(xiàn)存生產(chǎn)關系改變得更有利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而是以一個新的封建王朝代替舊的封建王朝和(法律論文)為了自己政權的鞏固”。
胡適認為，王莽的政策，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六筅都是民間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勢必不能；若讓少數(shù)富家豪民去做，貧民必受他們的剝削。社會主義者所以主張把這種‘公共用具’一切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這個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無可疑的了”[m]�！八麄兊哪康亩际菫椤娛�，抑并兼’。但那個時代，國家的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劃的干涉政策，當然不能一時收效�！�
得出以上見解，主要是運用了兩種方法：其一是歷史階段分析法，其二是階級分析法。根據(jù)歷史階段分析法，人類社會原本是不存在私有制的，只是在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以后，有了剩余產(chǎn)品，才產(chǎn)生了私有制。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私有制對促進社會經(jīng)濟的進一步發(fā)展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到了資本主義的后期，由于生產(chǎn)方式的高度社會化，私有制必然會被公有制取代。顯然，王莽要實行的土地國有化、政府直接干預工商業(yè)等措施，超越了歷史發(fā)展的階段條件，因此遭到了破產(chǎn)。根據(jù)階級分析法，國有經(jīng)濟和政府干預是否有利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取決于國家的性質，如果政權控制在剝削階級手里，那么國有經(jīng)濟和政府干預的實質只能是維護和膨脹統(tǒng)治者的自身利益，不斷加重對廣大勞動人民的侵害。由于王莽新朝并沒有改變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本質，其改制導致社會經(jīng)濟的混亂和廣大民眾的唾棄，是不足為怪的。
然而，聯(lián)系到活生生的現(xiàn)實，特別是我國正在深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改革，則上述研究結論還缺少解釋力或說服力。一方面，20世紀世界各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表明，即使是在社會分工高度發(fā)達的工業(yè)化國家，私有制仍然沒有喪失它的經(jīng)濟功能，不僅如此，在一個法治規(guī)范的市場經(jīng)濟中，非公有制企業(yè)具有明顯的效益優(yōu)勢。另一方面，生產(chǎn)關系的階級屬性與經(jīng)濟運行的效率水平并不存在直接的相關性。二戰(zhàn)以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國有經(jīng)濟雖然為全體勞動者所有，經(jīng)濟管理者的思想道德和專業(yè)知識不可謂不高，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國家，都陷入短缺的困境，從而使以市場為取向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成為必然的抉擇。顯然，我們需要從新的角度和高度認識國有體制（或公有體制）的缺陷。中共十四大以來逐步推行的混合制經(jīng)濟改革，正是對上述弊端的修正。
綜合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多項研究成果，可以歸納出國有體制（或公有體制）存在三個很難克服的內在“軟肋”。首先，如果一種財產(chǎn)不能由生產(chǎn)或購買它的人真正擁有，那么生產(chǎn)者的激勵就會消失。一旦社會大部分成員與其經(jīng)濟行為的成果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動力就會匱乏。其次，由于缺少激勵，生產(chǎn)者不會關心或提供市場供求的確切信息，而國有體制的決策者即使付出更多的成本，也未必能獲得準確的信息。這使社會經(jīng)濟的總體效益下降。再次，如果不把國有體制的管理者看成沒有自身利益追求的超經(jīng)濟人，則國有體制的運作還存在巨大的道德風險，權力尋租以及對市場機制造成的扭曲，可以說是國有體制與生俱來的痼疾。激勵不足、信息流失和道德風險，決定了國有體制（或公有體制）作為社會經(jīng)濟的唯一體制不可持續(xù)。古今中外，試圖以取消私有制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改革家”不乏其人，但都沒有成功，王莽只是其中的一個。
在邏輯上，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是能夠自圓其說的。因為在這個理論中，社會主義公有制之所以比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優(yōu)越，國家計劃之所以必然有效率，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人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即勞動者已經(jīng)不是經(jīng)濟人，決策者也不是尋租者。這種人性假設，不管是真誠的信仰，還是虛幻的欺騙，都是人類歷史上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支撐。
如前所述，人類歷史上的私有觀念及相關制度安排是在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產(chǎn)生出來的。私有制的出現(xiàn)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別，這種差別如果不加以協(xié)調，就會演變成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怎樣解決這一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對私有制加以保護和約束，以形成自然擴展的市場經(jīng)濟：另一種是抑制乃至消滅私有制，代之以國有經(jīng)濟或公有制經(jīng)濟。
筆者依據(jù)經(jīng)濟思想史的研究，認為秦漢之際儒家大同思想的形成對西漢社會思潮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影響�！抖Y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衿、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惫P者在《大同思想面面觀》一文中說，“大同”思想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墨子》主張“尚同”，《論語》、《孟子》中的社會保障思想，都可視為“大同”思想的先行資料。但先秦的主流觀念是和諧，和諧的內涵是多樣性、差異性、適當比例、適當節(jié)奏一在那時，“同”作為多樣性中的一種而存在，但“和”與“同”歧義分明：“大同”思想的形成，使先秦時期崇尚和諧的社會理念發(fā)生根本的流變。
這種流變的表現(xiàn)之一，是尚“公”抑“私”的觀念成為定式�！秴问洗呵铩べF公》日：“昔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薄读w·文師》強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文子·道原》寫道：“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蔽鳚h時類似的著述還有陸賈的《新語·至德》、劉安的《淮南子·覽冥》等。到明清之際，黃宗羲仍然依托古代描繪出這樣的社會：“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明夷待訪錄·原君》）把社會弊端歸咎于私有，必然導致對私有產(chǎn)權和私有觀念的忽略和否定。
而要培育全民的公有觀念，必須具備這樣的社會共識：即不僅出現(xiàn)一個能夠真正代表“公”的統(tǒng)治者或精英集團是可能的，普通人完成道德修養(yǎng)也是可能的。儒家思想恰好迎合了這種需要。由于儒家思想在西漢以后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內圣外王”的觀念就上升為全民族的一種人文精神，它的含義是：“不僅天子以國家元首的資格，可以承受天命，樹立政治與社會的權威中心，而且任何人憑著人格的道德轉化，也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樹立一個獨立于天子和社會秩序的內在權威�！霸谡卫硐氲膶用�，‘內圣外王’代表儒家特有的一種道德理想主義——圣王精神。這種精神的基本觀念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是政治的領導，而政治領導的準繩是道德精神。因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體現(xiàn)在個人人格里，把政治領導交給這樣一個‘完人’手里，便是人類社會‘治平’的關鍵。”
王莽所處的西漢末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這些問題自西漢前期就已產(chǎn)生，武帝改文、景的“無為而治”，搞官營工商業(yè)，董仲舒提出抑兼并，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但政府干預雖有財政效益，經(jīng)濟弊端卻有增無減，如專賣商品質量不良、價格昂貴、強迫攤購，政府部門故意刁難，物品交換既不方便又不公平，官、商勾結操縱物價等，以至于輕重之策逐漸淡出。王莽執(zhí)政以后，沒有延續(xù)對國家干預的反思和調整，而是矯枉過正，認定社會經(jīng)濟的弊端不是政府干預所引起，而是政府控制不力所導致，從而把漢武帝時的集權經(jīng)濟推向了極端。這一關鍵的政策選擇，當系社會文化思潮使然。正如呂思勉斷言：“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見的大成。”14“所以王莽是根本無所謂篡竊的。他只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要實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權；要取得政權，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實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當時的人看起來，毋寧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15
可見，與其把王莽的破產(chǎn)看成是虛偽品質的敗露，不如把它視為空想破滅的悲劇。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若干特征，可以從這一事件中折射出來。例如，理想觀念與歷史現(xiàn)實的背離。正統(tǒng)宜揚的是“天下為公”，實際上做的卻是“天下為家”。柳宗元說，秦以后，“其為制，公之大者”，“其情私也”。那些打著“均貧富”旗號的改朝換代者，掌控資源后，誰能擺脫“家天下”的情懷？因此，王莽的虛偽，根子上是他信仰的那個學說虛偽。再如，人治社會和“治人”體制的契合。儒家思想塑造了具有智慧和利他傾向的決策者，在他們的管制下，經(jīng)濟運行可以、也應當是專制集權的，個人的效用不需要通過競爭獲得，個人的權利和責任也不需要依靠法律制度來維護。這樣一來，建立法治社會就沒有必要。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以社會道德作為判案標準，具有官本位、隨意性和懲罰性，缺乏近代法治既保護正當權利又約束權利侵犯的對稱性。
有研究者指出：“理想是個非常美好的東西，每個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需要理想，也都有自己的理想，它是個人、國家、民族前進的動力。然而把理想絕對化為一種不言自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絕對化為一種不須實踐、超越時空的東西，這就是‘理想主義’。而如果一個人不顧時代條件，強行要在現(xiàn)實生活中落實這種‘理想’，這就是理想主義者�！薄爱斠粋�像王莽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陷進理想主義的泥潭時，社會災難就開始了。因為這時，狂熱代替了理性；浮夸代替了求實；迷信代替了科學；領袖意志代替了一切，即所謂的‘形而上學猖獗．唯心主義泛濫’，結果是人們離真理、理想更加遙遠了�！惫P者以為，王莽只是一個空想主義者�？障胫髁x和理想主義是有區(qū)別的。理想主義是混淆了現(xiàn)在和未來，空想主義則是用幻覺代替科學。歷史證明，空想主義往往更具欺騙性和煽動性，危險性也更大。
呂思勉說：“前后漢之間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么茍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是這時候的人所沒有的。他們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薄肮馕淦蕉ㄌ煜轮螅匀恢缓脮侯櫮壳�，說不上什么遠大的計劃了。而自王莽舉行這樣的大改革而失敗后，政治家的眼光，亦為之一變。根本之計，再也沒有人敢提及。社會漸被視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聽其遷流所至。”
如果真的像呂先生所說，自王莽失敗以后，統(tǒng)治者能夠奉行“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文化觀念能夠認同“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中國歷史的演進就將是另外一種情況。事實是．王莽以后，試圖用人力去控制、去改變社會經(jīng)濟運行的努力并未停止，只是方法和力度有所不同。這種努力的結果，一方面滿足了國家的財政利益，另一方面窒息了市場機制的常態(tài)發(fā)展。
唐代劉晏的改革不是單純依靠提高稅收，或直接由官府參與爭利，而是借助于民間經(jīng)營的積極性。如在漕運方面，他的辦法是由官府出錢雇工，分段運輸，“不發(fā)丁男，不勞郡縣”[19]。在鹽政方面，他規(guī)定鹽戶生產(chǎn)的鹽由官府收購后可以轉售給商人，至于商人把鹽運到何處銷售，官府不加限制，只在那些商人不愿去或到不了的邊遠地區(qū)，才設立常平鹽，“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馴。北宋王安石改革名目雖多，推行也久，大部分是前人改革的套路（如均輸法、市易法等），最重要的舉措要算青苗法和免役法。前者是在青黃不接時，將各路常平、廣惠倉的糧食或現(xiàn)錢貸給民戶（如貸糧食，按時價折成現(xiàn)錢）．預先規(guī)定歸還的糧食數(shù)（按前10年中豐收時的糧價計算），實際歸還時可由民戶自己決定還錢或還糧。青苗錢每年貸放兩次，一次在正月三十日前，隨夏稅歸還：另一次在五月三十日前，隨秋稅歸還。利率每次2分。后者又叫雇役法或募役法，就是允許過去承擔各種差役的民戶不再服役，但必須按戶等高下交免役錢，還有過丟不當差的官戶、坊郭戶、未成丁戶、單丁戶、女戶、寺觀等，也要交錢，稱為助役錢。明代張居正改革，在財政方面的主要作為是在萬歷六年至八年清丈了土地，九年在全國推行了一條鞭法，十年奏請免除了萬歷七年以前的各地積欠錢糧100余萬銀兩。然史家有言：“所謂‘一條鞭法’，實際是將兩稅以來歷久增加的各項正雜稅、職貢盡數(shù)合并滾入，絕不會比原有稅額減少。國家不吃虧，這是一條雷打不動的基本原則。而所謂‘折色以米值為斷’，各地折算時往往又高出一般市價……結果農民賦稅負擔較前必有增無減�！盵21]總之，從勞動力（人口）剛性管理到產(chǎn)業(yè)結構凝固化，從國家直接經(jīng)營工商業(yè)到官府支配下的商人運作，從農村金融的控制到稅收改制的虛置，中國古代經(jīng)濟改制的路徑依賴就是政府對市場管制的步步加深。
毋庸諱言，試圖用人力去控制、去改變社會經(jīng)濟運行的思想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明顯的例證是，在回顧研究王莽改制的歷史教訓之際，有人把王莽稱為一個個人思想超過社會思想一千多年的跨越十幾個世紀的偉大思想家，一個懷有共產(chǎn)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生存在兩漢之交的偉大政治家，一個在封建社會開始社會改革的偉大的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實業(yè)家。還有人說：我們可以設想，王莽在上臺后，積極改善和適應與官僚利益集團的關系，依靠儒生集團和中小地主集團，加強對無產(chǎn)階級的專政，他的皇位也應該是可以穩(wěn)定的，并且他個人也可享盡人間的榮華，從此，歷史將得以改變，而王姓皇朝至少總會再延存一兩代或數(shù)代，則王莽何以會成為篡漢之賊，其后之朝是否姓劉也將不可得知了。而歷史選擇了王莽，就是選擇了他的責任感、他對民生負責的態(tài)度。歷史的潮流滾滾遠去，我們不能忘記，在兩千年前曾經(jīng)有一位皇帝，為了民生的利益和國家的富強，為了實現(xiàn)其烏托邦的美好的理想，永遠地倒在了歷史的舞臺上，我們應該記住他。這當然是有感而發(fā)，更有如黑格爾所云將今人的觀念強加于古人身上之嫌。
但把烏托邦說成美好的理想，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王莽的破產(chǎn)，是一種觀念和信仰的破產(chǎn)。這種觀念不相信個人及個人之間可以把經(jīng)濟關系處理好，總想把社會財富委托給一個超越個人、缺乏現(xiàn)代法治約束的國家體制去管，其結果只能是經(jīng)濟無法發(fā)展。如果我們既想分享發(fā)展的成果，又不準備付出轉變體制、更新觀念的成本，那是一種文化機會主義。而用傳統(tǒng)的所謂“改革”觀念來指責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改革，企圖嫁接出一個市場效率和集權體制相融合的“蘋果梨”，更是自欺欺人的思想“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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