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

《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
馬金科1，金蘭2(1．延邊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吉林延吉133002;2．長春大學旅游學院，吉林長春130607)
作者簡介：1．馬金科，男，延邊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中朝（韓）比較文學。
2．金蘭，女，朝鮮族，長春大學旅游學院教師。
1941年1月，朝鮮總督府警務局發(fā)布的《朝鮮總督府禁止單行本目錄》里就列有魯迅的作品《阿Q正傳》、《魯迅選集》、《魯迅文集》、《魯迅遺著》等。
摘要：中、朝、韓三國對《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各有不同。在翻譯的歷史上，朝鮮半島最早出現(xiàn)朝文譯本，后來由合而分，韓國也有了韓語譯本；在翻譯的重心上，韓國多放在小說藝術的再現(xiàn)上，朝鮮更關注作品的思想價值和革命性；在人物稱謂、注釋以及漢字使用上，三個國家的譯本所采取的策略也各具特色。這主要是因為半個多世紀以來三個國家的接受語境不同而造成的。
關鍵詞：《阿Q正傳》；朝韓語翻譯；差異
中圖分類號：I210. 9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007 (2010)04-0021-05
魯迅的《阿Q正傳》最初連載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的《晨報副刊》上，8年后，朝鮮半島就有了它的朝文譯本；中國國內(nèi)的朝文譯本雖然出現(xiàn)較晚，但至少在上世紀5C年代末已經(jīng)有了比較好的譯本。朝鮮族是跨境（朝鮮、韓國和中國的）民族，《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因此就有了國內(nèi)與國外（朝鮮和韓國）的不同和朝語與韓語的差異。
一、朝鮮半島光復前后《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美、蘇兩大國的操控下，朝鮮半島又開始了南北分裂的狀態(tài)。他們的語言標準不同，南方以漢城方言為標準語，北方以平壤方言為標準語。就朝鮮半島來說，與上述歷史背景相聯(lián)系，《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也經(jīng)歷了先合后分的歷史。在這里，我們將以1945年朝鮮半島光復為分界線，描述前后兩個階段《阿Q正傳》的翻譯狀況，探尋其不同的價值取向。
（一）光復前《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和傳播
朝鮮半島對魯迅的研究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梁白華的《胡適和中國的文學革命》（1920年12月4日發(fā)表）一文最先談及魯迅。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已有評論家肯定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上的地位，并給予《阿Q正傳》以高度評價。1930年，梁白華翻譯了《阿Q正傳》，它連載于1930年1月4日至2月16日的《朝鮮日報》上，而1930年《朝鮮日報》的發(fā)行量是23486份。1937年，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將中國的書籍定為禁書，其中就有魯迅的《阿Q正傳》，而此時，《阿Q正傳》已經(jīng)在朝鮮半島廣泛傳播，《阿Q正傳》朝語譯本更是在殖民地的朝鮮人民中間產(chǎn)生了共鳴。
然而事實上，包括《阿Q正傳》在內(nèi)的魯迅的作品在朝鮮半島的傳播過程是艱難曲折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統(tǒng)治時期，魯迅被視為對殖民統(tǒng)治有威脅的革命作家，其作品遭到查禁。光復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對立、朝鮮戰(zhàn)爭以及后來的反共風潮、長期的冷戰(zhàn)局面等，南部的韓國從1945年到1974年間與中國不相往來，這就使得魯迅作品的翻譯和研究中斷了30年之久。
而光復前的朝鮮半島作家、學者對魯迅及其作品的關注點則與半島偽政權明顯不同。他們重視魯迅反封建、反專制、反壓迫的革命性。更主要的是，從文學特別是中國現(xiàn)代小說發(fā)展的視角高度評價了魯迅。評論家樸魯哲和丁來東分別在1928年和1931年的《朝鮮日報》上發(fā)表文章，認為魯迅是當時最出色的作家，魯迅的作品具有重大的開創(chuàng)意義。同時，他們也認為《狂人日記》、《阿Q正傳》是上乘之作。
（二）光復后《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及其價值取向
1．韓國對《阿Q正傳》的譯介
朝鮮戰(zhàn)爭以及其后的反共風潮、長期冷戰(zhàn)使中韓兩國互相敵對，韓國更把魯迅視為無產(chǎn)階級作家而進行封殺，致使魯迅作品的翻譯中斷了30年。直到1974年，魯迅作品的翻譯才有了開拓性的進展。1974年至1975年，先后出版了由張基瑾、李家源、成元慶等翻譯的幾種魯迅選集性的本子。其中張基瑾譯的《魯迅<阿Q正傳>（外）》（漢城出版社，1974）包括了《吶喊》的全部和《彷徨》、《故事新編》中的部分篇章。李家源譯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正音出版社，1975）又進一步，不僅囊括了魯迅小說的全部，而且還包括了《野草》的全部以及《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范愛農(nóng)》等。至此，魯迅的小說、散文詩《野草》在韓國都有了全譯本。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韓國對魯迅作品及研究論著的翻譯進入了急速發(fā)展的時期。此后到80年代末的短短10年，就有何正玉、張基瑾、成元慶、許璧、許世旭、樸炳泰、姜啟哲、金時俊、樸云錫、韓武熙等翻譯出版的達15種之多的魯迅著作，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小說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至1987年，由韓武熙、金貞和合作翻譯了日本竹內(nèi)好譯注的日文版<魯迅文集》六卷本。這套規(guī)模較大的書籍，包括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的全部，也包括了魯迅的主要雜文150多篇。至此，《阿Q正傳》在朝韓語譯介中又出現(xiàn)了日文轉(zhuǎn)譯本。
90年代以來，韓國對《阿Q正傳》的翻譯又有了新進展。1991年，韓國影印出版了中國朝鮮族學者李哲俊、樸正一等在中國翻譯出版的《魯迅選集》四卷，內(nèi)容包括魯迅的全部小說和部分雜文。其中《阿Q正傳》的翻譯應該是中國國內(nèi)的認同版本。不僅如此，在2005年7月舉辦的“中韓魯迅對話會”上，韓國學者還發(fā)布了正在努力翻譯出版韓文版的《魯迅全集》的信息。
綜上所述，韓國對<阿Q正傳》的翻譯雖幾經(jīng)周折乃至出現(xiàn)斷層，但它畢竟沖出迷霧，走出了低谷，從單行本、小說集的翻譯到選集、全集的翻譯，以及魯迅研究論文、專著的翻譯，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朝鮮對《阿Q正傳》的譯介
朝鮮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朝兩國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交流比較活躍，魯迅的作品也被大量譯成朝文，在朝鮮廣泛傳播。1953年朝鮮停戰(zhàn)以后，朝鮮出版部門立即著手展開魯迅著作的翻譯出版工作，朝鮮國立出版社制定了翻譯出版《魯迅全集》（共五卷）的計劃。1956年翻譯出版《魯迅選集》（第一卷），收入了《吶喊》與《彷徨》，譯者為朝鮮著名漢學家與翻譯家裴億、安浩相、楊運漢、裴浩等。譯文忠實原著，準確生動，文字通暢，很好地再現(xiàn)了魯迅的藝術風格。
1964年，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出版社出版了樸興炳、李圭海譯的《魯迅作品選》。人選的作品有《吶喊》中的<阿Q正傳》等10篇、《彷徨》中的3篇、《故事新編》中的3篇，其余皆為雜文。此后二人還發(fā)表了論文《魯迅的生平和文學活動》，深刻分析了魯迅的創(chuàng)作活動，高度評價《阿Q正傳》“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寶庫中具有重大貢獻的巨著”。
1979年，朝鮮文藝出版社翻譯出版了魯迅的小說集《祝�！罚瑑�(nèi)收《阿Q正傳》①等12篇小說。文藝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百卷<世界文學選集》的第七卷是《魯迅作品選集》，內(nèi)含《阿Q正傳》。
此后，朝鮮許多作家、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對魯迅及其作品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并表達了不少真知灼見。安浩相精通漢語，翻譯魯迅作品最多，是卓有成就的魯迅作品的研究者。其他如樸興炳、李圭海、裴億、樸萬實、楊運漢、裴浩等，都是在魯迅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作家、翻譯家和文藝評論家。他們對魯迅及其作品都給予了高度評價，特別是對《阿Q正傳》等優(yōu)秀小說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例如，當時的作家曾說，“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和假洋鬼子，長期地留在我們的腦海中，成了不可磨滅的印象�！�1972年，朝鮮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文學藝術詞典》，其中收有“魯迅”、“阿Q正傳”、“祝�！比齻�詞條，對魯迅及其作品進行了評介，認為《阿Q正傳》“是中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
綜上所述，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朝鮮對《阿Q正傳》的翻譯、介紹、研究一直是持續(xù)深入的。與韓國相比，朝鮮高度重視≤阿Q正傳》的思想內(nèi)涵，而對其藝術價值和在現(xiàn)代小說史上的意義則顯得關注不夠。
二、中國朝鮮族對《阿Q正傳》的翻譯
作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經(jīng)典，《阿Q正傳》在國內(nèi)的朝語譯本很多，其中較好的版本有三種，分別是延邊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的《魯迅作品選》（1959年9月版，里面收錄了《阿Q正傳》），北京外國文出版社翻譯出版的《魯迅小說選集》（1974年版，里面收錄了《阿Q正傳》），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魯迅選集》（1987年6月版，李哲俊譯，里面收錄了《阿Q正傳》）。這些譯本對中國與朝鮮、韓國文學的相互影響和交流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中國朝鮮族是清朝末年開始從朝鮮半島移民過來的，1952年9月3日在朝鮮族聚集地吉林省東部成立了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中國朝鮮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不僅保留著自己民族固有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tǒng)，而且還帶有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歷史的風云中形成的中國朝鮮族的新的思想意識和性格特點。朝鮮語語文課是朝鮮族民族教育的基礎。其中，在其使用的小學教材中，翻譯成朝文的外國、外民族文學作品對朝鮮族的文化發(fā)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延邊教育出版社在1980年7月出版的高級中學教科書（試用本）三年級《朝鮮語文》（供東北三省及內(nèi)蒙古地區(qū)朝鮮族高級中學使用）里，選譯了《阿Q正傳》的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準革命》。這套教材從出版到現(xiàn)在，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教育改革，里面不少課文都有過很大調(diào)整，但《阿Q正傳》還繼續(xù)受到編者的推崇、教師的認可、學生的喜愛。而且，與初版教材相比，最新版本教科書里的《阿Q正傳》（節(jié)選）也只是在詞匯上有幾處細微的改動，表明初版教科書翻譯的精準度還是比較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朝鮮族學者對魯迅作品的翻譯還受到了韓國翻譯界的歡迎，1991年，韓國影印出版了李哲俊、樸正一在中國翻譯出版的《魯迅選集》全四卷，包括魯迅的全部小說和部分雜文。
三、中、朝、韓對《阿Q正傳》朝韓語翻譯的不同策略
法國比較文學家梵第根在其《比較文學論》(1931)里討論了“譯本和翻譯者”的問題，可謂開了比較文學翻譯問題討論的先河。他認為，對譯本的研究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把譯本與原文進行比較研究，另一個是對同一作品的幾個不同譯本進行比較研究。我們這樣做了以后發(fā)現(xiàn)，國內(nèi)外朝韓譯本都具有較高的價值，但由于文化、政治語境的差異，它們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風格特色，也出現(xiàn)了誤讀或漏譯現(xiàn)象�，F(xiàn)將中、朝、韓三國《阿Q正傳》的朝韓譯本在翻譯策略上比較突出的不同特點略述如下：
我們發(fā)現(xiàn)，《阿Q正傳》的幾個朝韓語譯本在對人物稱呼的翻譯上，反映出了翻譯國與接受國的民族、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同時在語言轉(zhuǎn)換過程中表現(xiàn)了彼此文化和文學的相互理解和交融。
各譯本對阿Q這個人物稱呼的翻譯主要有四種：阿Q、*-Q、*、***。韓國李家源譯本直接使用漢語的稱呼；張基瑾譯為*，這是根據(jù)漢語的發(fā)音直譯過來的；朝鮮的兩個譯本分別譯成了*和*；中國的三個譯本都譯為*�！栋�Q正傳》原文在序文中明確揭示了“阿Q”名字的來歷，是阿Q“活著的時候，人都叫他阿Quei”，而“阿Quei，阿桂還是阿貴呢？”阿Q沒有兄弟，也沒有發(fā)過生日貼，連茂才先生也對此茫然，從“阿Q犯事的案卷”中也無從查找，最后“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所以我們認為，阿Q譯為01-Q比從漢語發(fā)音直譯為*或*．*更貼切。
對歷史人物名字的翻譯，三國的幾個朝韓語譯本大致相同，區(qū)別只在于有無注釋。韓國李家源和張基瑾的譯本對歷史人物名字的翻譯沒有注釋，只是用漢字寫出它們的漢語稱呼。1956年，朝鮮的裴億等人的譯本也沒有注釋。與朝鮮、韓國的這些譯本相比，中國的李哲俊和延邊人民出版社1959年的譯本卻利用注釋向朝韓語讀者傳播了原文中有關中國歷史人物的文化知識，這也有益于讀者深入理解原文。顯然，沒有注釋的翻譯或許能被高層次讀者接受，但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勢必造成理解和接受的障礙與文化背景信息的丟失。
（二）不同的注釋說明
《阿Q正傳》以辛亥革命時期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農(nóng)村社會為背景，涵蓋了大量的民俗文化知識。要將這些文化信息在譯本有限的字句中完全體現(xiàn)出來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注釋（包括文內(nèi)注釋、腳注或尾注）便成為解決因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讀或信息流失的有效途徑之一。
中國的譯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注釋向朝韓語讀者傳播了原文中豐富的中國文化知識，諸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男女之大防”等詞語都有非常準確的注釋。其中李哲俊的譯本更為突出，有多達42條的信息準確、內(nèi)容詳細的注釋與譯文相呼應，不僅解釋詞意，而且指明詞語的出處。這些納入到注釋中的有關中國文化背景的知識，無疑有利于加深朝韓語讀者對原文的理解，也充分表現(xiàn)了中國朝鮮族譯者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與積極傳播。
朝鮮的兩個譯本也分別使用了尾注和腳注加以補充說明。樸興炳、李圭海譯本的注釋與1974年北京外國文出版社的譯本相比，雖然出自兩個不同國家的譯者之手，但由于兩國政治制度相同、文化交流密切，雖然很多注釋繁簡不一，但觀點和傾向性是一致的，例如對“陳獨秀”和“胡適”這兩個人物的注釋。
延邊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級中學教科書（試用本）三年級用《朝鮮語文》里的《阿Q正傳》節(jié)選部分也用腳注詳細說明了原文的真實意圖。雖然課文的篇幅不是很長，但由于有注釋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地方文化以及小說人物等加以說明，因而加強了翻譯的效果，使學生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中準確地了解中國文化與文學知識。
韓國李家源、張基瑾的譯本沒有注釋，這無疑不利于朝韓語讀者理解原文和認識中國文化。不過他們在成語、俗語、人名等翻譯上采用漢字音直譯并在括號內(nèi)直接標出漢字的方法，也多少彌補了一些文化信息的缺失。
（三）不同的漢字使用
目前，一些漢字仍然在韓國語中使用，已經(jīng)成為韓語的一部分�！栋�Q正傳》的韓國譯本用韓國漢字音翻譯一些漢字詞，然后用原文漢字從旁標明，如成語、俗語“三教九流”、“自輕自賤”、“敬而遠之”、“塞翁失馬安知非�！薄ⅰ懊�不正則言不順”、“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以及上文說到的稱謂和名稱等。現(xiàn)在，韓國的中、小學都有漢字課，譯本中的漢字有利于對原文的理解。這是韓國譯本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不同于朝鮮、中國譯本的獨到之處。
朝鮮語中取消了漢字，只在特殊的人名、物名旁邊用括號特別注明；中國實行的朝鮮語標準與朝鮮相同。所以，對于《阿Q正傳》，韓國譯本多在成語、俗語、稱謂名詞之后用括號注明漢字；而朝鮮和中國的譯本則在注釋中特意注明。
朝鮮和中國的《阿Q正傳》譯本里也有幾處漢字，但都用注釋重加說明和解釋，可見朝鮮和中國的譯本比韓國譯本更注重在注釋方面下功夫。例如朝鮮和中國譯本對“閑話休題，言歸正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都有不少篇幅的注釋，不僅有助于朝韓語讀者容易而準確地理解這些詞語的意思，而且有助于他們理解上下文乃至全文的思想和內(nèi)容。
總之，《阿Q正傳》的朝韓語翻譯歷史悠久，但由于朝鮮民族跨越朝、韓、中三個國家，國情不一，關系復雜，接受環(huán)境不同，因此造成了《阿Q正傳》翻譯歷史的復雜、翻譯重心的不同和翻譯策略的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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