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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家制度”及其歷史影響
從三代禮制到“漢家制度”的確立
禮最初是用來祈福祛災的，后來才被用于治國。商人在子虛烏有的鬼神面前表現(xiàn)得誠惶誠恐，畢恭畢敬，但仍不免于亡。周人從商亡的教訓中悟出一個道理：事神敬天之外，還要注意人民的力量。于是在周禮中，倫理性被強化。這就是為儒家所稱道的“制禮作樂”的主題思想。從此，禮治成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治國方式。因為“禮治”被認為具有很強的等級性和教化性，“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斷于已然之后”。所以，歷代統(tǒng)治者均強調(diào)用制度化的倫理道德來治理國家，而把刑法視為維護統(tǒng)治的輔助手段，從而形成所謂“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
在夏商周三代，禮治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方式。到了春秋時期，由于社會上層建筑發(fā)生巨大的變革，因而造成禮崩樂壞，暴露出以禮治國的危機。進入戰(zhàn)國后，如何恢復統(tǒng)治秩序？如何治理國家？這是一個擺在每一個政治家、思想家面前的重要課題。諸子百家的思想言論大部分內(nèi)容都涉及到這個問題。例如儒家認為“仁者無敵”，所以主張實行仁政德治；法家認為“一民之軌，莫良于法”，所以主張“法令為治之本”；道家認為“為無為，則無不治”，所以主張無為而治等等。百家爭鳴的結果，法家思想在秦國占了上風。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使秦國富強；秦王嬴政又采用了法家韓非的法治理論，最后統(tǒng)一中國。但是，法家學說固然有助于秦的統(tǒng)一，而在如何鞏固統(tǒng)一方面卻暴露出它的弱點，而且法家的所謂“法治”，實際上是“刑治”。法家的嚴刑峻法、重賦繁役，恰恰成為秦統(tǒng)治者謀求長治久安的致命傷。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深受秦朝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影響，重刑輕儒，看不起儒生。陸賈在他面前談論《詩》、《書》，他張口就罵：“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答得也很干脆：“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他又給劉邦講了一通打天下與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須以仁義道德為先的道理。劉邦似有所感悟，讓陸賈把他想說的話全部寫出來，劉邦賜其書名為《新語》。劉邦62歲那年，回到故鄉(xiāng)沛縣，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繞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開中國歷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此番不辭勞苦祭祀孔子的舉動，看來是陸賈的《新語》對他發(fā)生了作用無疑。劉邦死后，繼位的漢惠帝面對社會經(jīng)濟殘破的現(xiàn)實，為了鞏固漢朝統(tǒng)治，決定采取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于是，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很受統(tǒng)治者歡迎，大行其道�；莸鄱辏瑵h相蕭何卒，習“黃老之學”的曹參代為漢相，“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此后，終高后、文、景之世，漢朝在政治上執(zhí)行的都是黃老無為之治。到漢武帝君臨天下時，社會經(jīng)濟已呈現(xiàn)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統(tǒng)治者已有條件大有作為，于是黃老無為思想的歷史使命也宣布結束，統(tǒng)治政策再次面臨調(diào)整。同時由于長期執(zhí)行黃老無為思想，也給社會造成若干弊端：縱容諸侯王驕橫不法，聽任豪強地主兼并不軌，忍受匈奴人不時入侵等等。這種時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改弦更張，改變政策。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應該承認，董仲舒的儒學已不同于先秦儒學，它從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吸取了許多新的內(nèi)容來充實自己以適應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其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刑者，德之輔”。也就是說，他主張儒法并用，德主刑輔。正是從漢武帝開始，漢代逐步確立起一套“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而且其影響長達2000余年。
“霸王道雜之”是“漢家制度”的典型特征
“漢家制度”一詞一般概指漢朝的典章制度，有時也專指漢代“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方略�！稘h書·元帝紀》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圩魃唬骸疂h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蹋弥苷�！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這里所言的漢家制度指的就是“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方略。
在中國歷史上，首先提出以“霸”與“王”作為治國之道的是戰(zhàn)國時的孟子。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币虼耍^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孟子提倡王道，反對霸道。荀子則認為，王、霸雖有差別，但也可以相通�！肮视脟撸x立而王，信立而霸”，“上可以王，下可以霸”，霸道可以補充王道。這就為后來儒家所倡導的德主刑輔思想提供了張本。法家商鞅因景監(jiān)見秦孝公，說以王道，孝公昏昏欲睡，弗聽；復說以霸道，孝公大悅，語數(shù)日不厭。孟子和商鞅分別是儒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因此，“王道”和“霸道”就被視為儒、法兩家的治國主張。由此可見，漢宣帝所說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其核心就是德、刑并用，將法家的刑治與儒家的德治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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