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事件不能改變歷史方向——以1644年為例

前幾天，筆者在“學說連線”網(wǎng)站上看到青近軍撰寫的《封建社會的正常延續(xù)與資本主義的意外崛起》一文，立即產(chǎn)生一個疑問：“意外”是什么意思？是人們事前沒有想到，還是事件本身就不可預測？打開正文，看到作者所謂的“意外”，就是認為資本主義興起是幾個偶然因素引起的。筆者按照作者姓名查尋，又找到作者的另一篇文章《1644年：歷史發(fā)展中混沌的一頁》（以下簡稱《1644年》），在該文中，作者表述得更為明確：在歷史的特定時期，一些偶然事件能夠改變歷史的方向。該文對事件的敘述引人入勝，對因果關系的分析扣人心弦，我們有必要對這些敘述和分析給予介紹，然后再談談我們對這些事件及其作用的看法。

一、“降書”事件沒有改變歷史方向

在《1644年》一文中，作者引用馬克思的話說，如果“偶然”不起作用的話，歷史就將蒙上神秘的色彩。

作者把歷史過程分為正常發(fā)展和混沌狀態(tài)兩種情況，認為歷史處于混沌發(fā)展階段時，偶然事件就能夠發(fā)生顯著作用。作者認為，1644年就是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處于混沌狀態(tài)的一頁：

1644年元旦，由明末眾多的農(nóng)民起義軍中脫穎而出的“闖王”李自成，在古都西安建立了他的農(nóng)民王朝，由眾頭領部屬擁戴，登基做了皇帝，國號“大順”，建元“永昌”。然后，他即揮師東進，一路勢如破竹，攻關奪隘，沿途明朝官將，大都或不戰(zhàn)棄城而逃，或開城門投降歸順，短短二個多月時間，“大順”軍便從西安打到北京。破城之際，大明王朝的最后統(tǒng)治者崇禎皇帝，于三月十九日自縊于皇宮內(nèi)的煤山，延續(xù)了276年的大明王朝滅亡�！�…但是，由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主動降清，致使只有區(qū)區(qū)十萬兵馬的清軍，竟打敗了李自成親率的二十萬“大順”東征軍，于五月二日打進北京，繼而南下逐鹿中原、統(tǒng)一全國　……

為什么在混沌階段，偶然事件能夠發(fā)生重要作用呢？作者從哲理的高度作了如下闡述：

事物發(fā)展過程中的“混沌”階段，實際就是一個原有趨勢、原有通道、原有發(fā)展規(guī)律已被打破、已經(jīng)失效，但新的趨勢、通道、規(guī)律又尚未確立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事物發(fā)展的方向已完全失控，而它終究會朝哪一個方向前進，也失去了所謂必然性。在此期間，任意一個小小的、在以前完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則有可能撥動著歷史天平向著何方傾斜。　……人們常說“北京的一只蝴蝶無意煽動幾下翅膀，卻在紐約變成了一陣風暴”，這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昂�蝶效應”都發(fā)生在種種因素正好同時配合之際�！�…一場暗殺奧匈帝國王儲的行剌，可以最終引發(fā)了一場世界大戰(zhàn)；但比那王儲重要得多的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被刺身亡，卻僅僅讓世人驚異了幾天就波平浪靜。……同樣的因素在一個場合下，能夠起到改變事物發(fā)展方向的作用，但到另一個場合中，卻可能完全無濟于事，沒有任何作用。在這里，事物發(fā)展有著極大的偶然性。

清朝滅明的事件本身并不稀奇，因為在明朝以前，中國已經(jīng)發(fā)生多次農(nóng)民起義和改朝換代，許多人力圖從大量紛紜復雜的現(xiàn)象中找出其規(guī)律性和必然性。但是《1644年》的作者注重的是偶然事件，認為1644年的一些偶然事件改變了歷史的方向。作者舉出了李自成率軍向北京進發(fā)途中的一次事件作為例證：

李自成元旦在西安稱帝后，隨即率領“大順”農(nóng)民軍東征，向北京進發(fā)。渡黃河入山西，攻關破城，一路順風。不料，在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寧武關時，卻遇到了一位難纏的對手、守關總兵周遇吉。周是來自關外錦州衛(wèi)的將領，頗有領兵作戰(zhàn)經(jīng)驗，還抱有死戰(zhàn)不降之決心。一時沖進城的幾千名農(nóng)民軍，都被周遇吉的明軍全部圍殲而亡。李自成的大軍連攻數(shù)日不克，折損了四名大將，傷亡慘重。最后李自成以人海戰(zhàn)術拼力進攻，總算將已內(nèi)無糧草外無救兵的寧武關打下，殺死了周遇吉。（因為此役付出代價太大，農(nóng)民軍破城之后，竟然進行了屠城，以泄憤怒。）

寧武關一戰(zhàn)李自成雖勝，卻損失太重。東進京師途中尚有大同、陽和、宣府、居庸關等地，均有重兵把守，倘若都象這寧武關一樣如何能打過去？于是李自成決定回師西安休整，待他日另走他途東進京師，議定第二日一早即撥營班師回陜。

不料，當夜李自成卻接到了把守大同、宣府兩關的明朝總兵姜瑞、王承胤同時派人送來的降書，于是又連夜召集會議，改變回師計劃，重新?lián)]師東進，直向北京，從而演出了他率數(shù)十萬“大順”農(nóng)民軍進京的轟轟烈烈的一幕。

大同、宣府兩關的明朝總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將退兵的當晚送來“降書”，確實是一個極偶然的情況。作者認為，如果兩總兵的“降書”不是在當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將回師陜西休整，以圖再戰(zhàn)，而1644年就不會集中有很多重大的歷史故事。如果李自成不進北京城，那么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就不會輕易讓清軍入關，當然也不會有降清之舉�！∷�以這兩封降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起到了“四兩撥千斤”之效。

應當承認，這一事件確實對歷史進程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不過這一事件是否改變了歷史的方向，卻是大可疑問的。

直至現(xiàn)在，人們在評價人物和事件的作用時，對大部分問題還不能給予定量分析（只能給予定性分析），往往只能判斷它們是起了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是加速還是延緩了社會進程，而對歷史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則只能用“重要”、“重大”、“主要”、“決定性”等形容詞給予一些描述性的說明。但從科學上說，缺乏定量分析，所得結論是不可靠的，同一事件，有人認為具有積極作用，因而力圖說明其為何具有積極作用；另有人則認為具有消極作用，所以就力圖論證為何具有消極作用；而辨證論者則說，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某一事件可能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應當全面地看問題。歷史學就在這種爭論中消耗了一個多世紀的光陰，至今沒有找到可靠的分析方法。一位經(jīng)濟學家諷刺地說，定性分析既可以證明，也可以反駁任何結論。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的，定性分析什么問題也難以說明。

可惜的是，許多歷史事件缺乏必要的資料，大都無法進行定量分析，于是只好任由歷史學家去打扮了。但就歷史發(fā)展的方向來說，也許不進行定量分析也能得到一個一般看法，認識偶然事件能否致使其脫離一般規(guī)律，從而改變歷史的方向。;fW"krpW8*?EZ?Bpf9~m~j"{Vqvxy=1$Y應用化學論文;9:h+vt/_y^qmr0gi}g8z6

大同、宣府的明朝總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將退兵的當晚送來“降書”，無疑具有偶然巧合的因素。其實所有的偶然性事件，都是兩種（或兩種以上）各自按自己的邏輯發(fā)展的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奇巧組合，只要時間和空間稍有錯位，這一奇巧的事件就不會發(fā)生。就這兩位明朝總兵投降李自成來說，奇巧的是投降時間和地點的組合而不是“投降”本身。兩總兵之所以投降，大概是他們已經(jīng)對明朝統(tǒng)治喪失信心；為什么會喪失信心？應當說是由于李自成勢力在此前的成就和聲威，這些成就和聲威使他們認為，李自成就是日后百年江山的新主。由于古代信息傳遞手段所限，兩位總兵沒能夠弄清寧武關前線的戰(zhàn)況，無法把這一“信息”納入自己的決策過程，這才做出了投降的選擇。在古代，通訊手段落后產(chǎn)生的信息滯后是必然的，它的影響也不是單方面的，它也對李自成的決策產(chǎn)生了影響，因為他對東進道路上前方的情況也不了解，沒有能夠弄清明朝前方守將的抵抗意志，所以才會在有力量繼續(xù)前進時決定退兵，差點喪失進兵滅明的大好機會。兩封降書正好在李自成決定退兵但還沒有開始退兵之時送達，改變了李自成的戰(zhàn)略方向，對日后的歷史過程無疑發(fā)生了重大影響。如果降書不是在關鍵時刻到達李自成手中，而是遲到了一天，那會發(fā)生什么情況呢？如果送降書的人是愿意盡快投降起義軍的人，他或許會快馬加鞭趕上李自成的隊伍，將降書送到李自成手中，李自成接到降書仍然會停止回兵，折轉方向朝京城挺進。如果這樣，歷史進程想來也不會發(fā)生太大變化；但如果送降書的人是一個本來就不太樂意投降起義軍的人，當他發(fā)現(xiàn)李自成已經(jīng)退兵回陜時，或許會立即返回將降書交給自己的總兵，這樣，事情也許正如作者的分析，李自成將回師陜西休整以圖再戰(zhàn)，而1644年就不會集中有很多重大的歷史故事。如果真是這樣，這一偶然事件就確實起到了“四兩撥千斤”之效，大大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論文偶然事件不能改變歷史方向——以1644年為例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但是改變歷史進程并不等于改變了歷史的方向。即使李自成真回陜西休整，也只是改變了一時的戰(zhàn)略目標，但并不是從此一蹶不振，天下大亂的局面不會發(fā)生根本變化，仍將是以農(nóng)民起義為一方（包括其他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力量），以明朝統(tǒng)治者為另一方，以尚處于關外的滿清為第三方的相互斗爭的局面，此后不經(jīng)過大規(guī)模的斗爭和周折，任何一支力量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具體誰會占據(jù)歷史舞臺，誰將退出歷史舞臺，還將由一系列的情況決定。當然，實際斗爭的結局是明朝勢力和農(nóng)民起義力量都退出了歷史舞臺，而滿清卻完全占據(jù)了這一舞臺。如果兩封降書不是在關鍵的時刻送到李自成手中，這一重大結局（清朝建立）會發(fā)生變化嗎？嚴格確切的回答只能是，我們不知道。但是，從作者的立場看，這一事件對李自成的事業(yè)也是十分有利的。既然有利的事件沒有使李自成坐穩(wěn)大順王朝開國皇帝的寶座，沒能改變農(nóng)民起義失敗的命運（后面我們論證其失敗的必然性），那么我們就不能說這一偶然事件改變了歷史的方向。

二、吳三桂“降清”與山海關戰(zhàn)役

我們知道，明末大混亂的結局是清王朝的建立。假如說某些偶然事件改變了歷史的方向，那么這些事件就應當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沒有這些的事件，滿清就會在爭奪統(tǒng)治權的斗爭中失敗。作者認為，1644年明朝三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就是改變了歷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大順”農(nóng)民軍于三月十九日打進北京后，明朝文武官員紛紛歸降，李自成確也基本收留，變明朝官員為“大順”政府官員。對于地處抵御滿清前線邊關重鎮(zhèn)的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他。三月二十六日，李自成派與吳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將唐通，攜對吳三桂封“侯”的任命書及吳父寫給吳三桂的勸降信，并帶白銀四萬兩往山海關向吳三桂游說。由于吳三桂對明朝大勢已喪失了信心，遂很快接受了歸降李自成的勸說，率部投向了“大順”新朝。正式宣布歸降李自成后，吳三桂于三月底將山海關防務交唐通接手，自己則率軍向北京開發(fā)，以晉京拜謁新君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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