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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六朝文學中所見的西域商貿
內容提要：論文以文史互證的方法分析了出現(xiàn)在漢魏六朝文學中的西域商品和商胡，指出籠罩在文學想象之中的西域商品具有神奇性、奢靡性與趣味性等特點；而文學作品中有關胡商的記載，在不經意之間反映出胡商的生活境遇與信仰習俗。考察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貿，有助于我們從文學這一角度理解中土與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觀念態(tài)度。[1]
關鍵詞：漢魏六朝文學 西域 商貿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除了政治、軍事原因而導致的交往使得文化流播之外，宗教與商業(yè)一直是文化流播中更常見、更持久、更重要的載體�？梢哉f，自古以來，利益與信仰是驅動不同文化民族之間交往最重要、最持久的動因。在西域與中原之間，自古以來就存在著較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往來。這種商貿關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原地區(qū)的文學創(chuàng)作，包括詩歌、小說、辭賦在內，各種體裁的作品都或多或少都接受著商業(yè)往來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其中尤以小說所受影響為大。
漢魏六朝尚處于與西域交往的早期，這一時期，中原地區(qū)的人們對西域還所知甚少，商業(yè)則是了解西域最重要的媒介之一。這種了解往往不完全本之于真實的知識，而是帶著明顯的誤解、夸飾與想象的痕跡。他們通過獨特的視角把自己的情感、愿望投射于西域的商品與商人，各種傳聞與想象源源不斷地進入歷史，從而重新建構了一個西域世界�？疾爝@一時期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貿，有助于我們從文學想象這一角度理解中土與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觀念態(tài)度。在商貿往來中有兩大要素，第一曰商品，第二曰商人，下面我們就分別論述漢魏六朝文學中的西域商品與西域商人。一、漢魏六朝文學中的西域商品
西域對中原出口的主要物品有金銀器、寶石、玻璃器、香料、毛織品、珍稀動物等等，物產往往是了解和想象異域絕國的第一媒介。這些絕域殊物的輸入，不斷地擴大著我們對遠方異國的想象。在早期中國的史書中，在提到與異族的交往和對異族的征服時，往往會提到所取得的物質成果。隨著版圖的擴大，不同民族的交往開始增加，因此而對異族生活方式、不同物產的了解越來越豐富。在早期的所謂地理博物小說中，大致上包含了三大內容：曰殊方，即遼遠的空間距離；二曰異民。即表現(xiàn)其形體、特性和習俗的怪異。第三曰奇物，即或出于真實、或出于想象的各地的奇異物產。至《山海經》為止，對異域遐方的幻想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但此書所記載的物產基本上屬于神話，憑空想象，并不是現(xiàn)實中實有之物。西域的開通以及各種新奇物產的流入為地理博物類小說注入了新的活力。這類小說的共同特點是根據(jù)實有之物，夸大其功能，并與仙境、理想國的幻想結合起來，使這些物產具有了神話色彩。所以，當時西域傳入的物產在漢魏六朝小說中就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史實性記載，而是戴上了想象所營造的神秘面紗，從而形成一種神秘的氛圍。
概括來說，文人筆下的西域物產第一個重要的特征是神奇性。這種神奇性具體表現(xiàn)為物品具有夸大的實用性功能，以及驅邪避災、祈福保安的宗教性功能。
據(jù)《西京雜記》卷一載：“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倍凇逗仁抻洝分袆t云：“武帝天漢三年（前98），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色黃白，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shù)日不沉，入火不焦�！辈粌H這一物產的神奇功能得到了夸大與渲染，而且與神馬的聯(lián)系使其初步完成了神性化的過程�！段骶╇s記》卷一所載的身毒國寶鏡等更是充滿了神話色彩，其云：“宣帝被收系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系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郾�，不知所在�！痹谶@里身毒國出產的寶鏡被賦予了驅邪、祈福以及通靈的神性。
如果說，《西京雜記》與《十洲記》中還是民間傳說中夸大其辭以聳人聽聞的一般手法的話，那么，到了《拾遺記》，文人乃是自覺地以文學性想象和縟麗文字來渲染西域物產。在此書中，西域的貢品大多與神奇的神話結合在一起，以營造光怪陸離、神奇莫測、錯彩鏤金的華麗風格。如卷一“高辛”條云：
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于廚也�，旇�，石類也，南方者為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shù)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樸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或曰：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瑪瑙也。
西域出產的瑪瑙工藝品是中原最受歡迎的貢物之一，一向被視為珍品。據(jù)《西京雜記》卷二載：“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huán)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薄锻ǖ洹肪硪话倬攀弧哆叿榔摺份d：“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jié)、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番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啖于厚利，令轉相諷諭。”這是《拾遺記》這段記載的歷史依據(jù)。毫無疑問，《拾遺記》中的記載充滿了誤解、夸飾與想象，也正是在這種誤解、夸飾與想象之中，完成了對西域物產的神話化過程，重新建構了一個奇異的西域世界�！妒斑z記》卷四“秦始皇”條：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像；刻玉為百獸之形，毛發(fā)宛如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又畫為龍虎，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挂源酒岣鼽c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于常見者�！敝撩髂辏鞣将I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fā)檻視之，疑是先天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此段神話也具有真實的歷史背景。西域當時的玉石及玉器制作享有極高的聲譽。張騫通西域之后，和田玉成為于闐王覲獻中原王朝的重要方物，最初是出口玉石原料，6世紀中葉起，開始覲獻用于闐玉雕琢的工藝品�！赌鲜贰び陉D傳》下記載：“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大同七年（541），又獻外國刻玉佛。”[2]在這段記載中，西域之玉石配合西域之著名畫工，雕出了通靈之神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神話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賦予此類物產以驅邪避惡、預測未來、通靈精變等等種種特性，從而使西域物產具有非同一般的神性。jmv]w2yuiM}EOO+\rQ " H%xZ]/%{wbd?=lm數(shù)學論文S \7?{jz.{&OI3D#d==GD
由于西域向中原出口的貢物大部分都是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漢魏六朝文學作品中，西域物產往往又是富麗豪奢的象征。它們的名稱常常成為以藻飾見長的辭賦、詩歌作者樂于稱引的對象，通過對這些名物的鋪陳與描繪，展示熠耀焜煌、光采煒煒的繁艷風貌。因此，文人筆下的西域商品第二個特征就是其奢華性。論文漢魏六朝文學中所見的西域商貿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珊瑚是從絲綢之路進入中原的特產之一�！稘h書·西域傳》稱：珊瑚為罽賓所出。而《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下》、《隋書》《新唐書》均云珊瑚出自于波斯或附近，《梁書·諸夷傳》并云波斯國“咸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倍槴\在先秦古籍中一直被當作是出產于西域的美玉�！稜栄拧め尩亍吩唬骸拔鞅敝牢粲欣鲋G琳、瑯玕�！薄渡胶＝洝の魃浇洝吩疲骸埃ɑ苯剑┢渖蕉嗲嘈埸S、多藏瑯玕、玉�！薄豆茏印ぽp重甲篇》：“昆侖之墟不朝，請以璆琳、瑯玕為幣乎？”[3]這些珍玉奇石在漢賦和詩歌中一再出現(xiàn)。它們是宮殿園囿中的華麗裝飾。當司馬相如鋪陳上林苑之富麗時提及“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上林賦》），班固夸飾漢長安宮之華麗時則云：“碝磩彩致，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兩都賦》）。它們是婦女身上的華麗裝飾，曹植在描繪美女之打扮時聲稱其：“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瑯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保ā睹琅罚┧鼈兪乔槿硕ㄇ闀r的珍貴禮物，張衡在提及美人所曾禮物時則曰：“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保ā端某钤姟罚┧鼈兪琴F族豪奢生活的象征。《晉書·食貨志》云：“王君夫、武子、石崇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弊钪哪^于見載于《世說新語》、《晉書》等文獻中有關石崇與王愷斗富的情節(jié)，《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載：
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涂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枝，條干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怳然自失矣。
在這里，出產于西方的珊瑚無疑是財富的象征。但是，從這條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以前不為人重視的信息。首先，王愷、石崇比富，似是胡地習俗影響下產生的行為。西域商胡以得利多為善，財多為貴，因而形成一種“斗寶”習俗，以寶物之多少決定其社會地位�！短綇V記》卷四0三“魏生”條引《原化記》載：“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xiāng)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列�！薄短綇V記》卷四百二引《廣異記》也載武則天時，有士人途次陳留，宿于旅邸，“夜聞胡斗寶”，為他們陳說中國之珠寶，諸胡大駭云云。據(jù)《宣和畫譜》卷一，唐代閻立本曾經作過《異國斗寶圖》，可惜現(xiàn)已失傳。石崇是一個受胡文化影響較深的貴族，他的一個愛妾就來自于胡地�！妒斑z記》卷九載：“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于胡中得之……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珍寶奇異……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他因劫掠商人而致富，《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云：“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而他所劫掠的所謂“遠使商客”中，應該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西域。
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西晉時期由于社會上層所流行的奢靡生活風尚，使得從西域前來經商的商人大大增加。我們知道，西晉代魏以后，統(tǒng)治者的社會階層從寒族一變而為門閥豪族，統(tǒng)治者內部的風尚也由曹操時期的倡節(jié)儉改變?yōu)樯泻郎荨ｋm然晉武帝也經常做提倡節(jié)儉的表面文章，但從實際行為上看，武帝不但本人生活奢華，后宮數(shù)萬，還對貴戚之間的競奢給予物質上的支持，這就大大鼓勵了社會高層內的奢靡風氣。晉朝太傅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盵4]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后房百數(shù)，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競以奢靡相尚�！盵5]上層社會的奢靡風氣刺激了對奢侈品的消費需求，這使得與西域的商品貿易有了合適的土壤，西域商人在此期間經常來到中原交易。這其中，與官方的朝貢回賜形式的貿易就有如下幾次：晉武帝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盵6]太康八年（287），“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7]同在太康年間（280-289），龜茲、焉耆王曾遣使來洛陽訪問，并饋贈方物。但是，除了與西晉官方的交易之外，更多的應該是民間商業(yè)往來。晉末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shù)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盵8]可見在晉末動亂之時中原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西域賈胡，那末在安定時期的規(guī)�？上攵�。由于經常與西域商胡有商業(yè)往來，所以在習俗上受其影響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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