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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tǒng)一新羅在東亞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紀唐朝與新羅關系論
【提綱與提要】
第一節(jié)為統(tǒng)一新羅的建國進程，以新羅為中心（強調新羅為半島本土民族統(tǒng)一半島本身），改變以唐朝建立“體制”為中心的傳統(tǒng)看法（唐朝對半島并無領土野心）；
第二節(jié)以新羅號稱“君子國”為中心寫其緊緊依靠唐朝，進行以文化為特點的國家和平建設，國際地位得到加強和提高，實現(xiàn)戰(zhàn)略制衡（短暫沖突，渤海建國后制衡），發(fā)展成為東亞和平穩(wěn)定的重要力量；新羅僑民也為唐朝中國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
第三節(jié)以崔致遠上表為例講多元平衡的國際關系（事大斥邪）：①羅、渤關系并不等同，②唐羅友好為主流（白頭偕老）——與其同渤、日關系相比，③“小中華”觀念（耽羅、渤海、契丹）正在發(fā)展——與大中華關系密切，與渤、日敵對強烈（對新羅在東亞發(fā)展——與唐朝關系有制衡作用），也發(fā)展與契丹等族的關系④近年有人研究《日本書紀》所及“禮儀之爭”，進而提出所謂日本的“小中華”問題，即使實有其事，據(jù)研究也是日本人聊以自慰的一種做法，根本不能與同中國的關系相比；另一方面表明新羅很可能是向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甚至西方文化的重要橋梁]
結論：關系和平友好、文化發(fā)展、地位提高——制衡
唐朝（618-907AD）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為燦爛輝煌的時期，新羅統(tǒng)一則是韓半島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1]。因此，唐、羅關系是中韓關系史上最為精采的時期之一。同時，中原王朝、半島政權、東北諸族乃至日本列島各大勢力先后在東亞地區(qū)展開角逐，合縱連橫，形成了這一時期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隋、唐兩代相繼攻伐高句麗尤其是唐、羅連兵相繼攻滅百濟和高句麗，對半島的歷史乃至整個東亞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新羅的統(tǒng)一就是這場戰(zhàn)爭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統(tǒng)一新羅（668-935AD）的成立又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政治均衡，東亞各種勢力間以此為契機開始了新的一輪斗爭和力量重組。在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羅關系是最重要的軸心之一。在政治軍事斗爭的背后，各地區(qū)、國家間的相互接近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也在蓬勃發(fā)展。以漢字文化為主體的東亞文化圈正是在這一時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羅關系也就是探索當時東亞地區(qū)關系的一條主線。本文擬擇其大端就此略加闡述，不足之處還請方家教正。
（一）
實際上，唐初積極介入半島事務，除了高句麗“倔強邊徼”之外，新羅力求消滅對手、實現(xiàn)統(tǒng)一而精心實施的戰(zhàn)略拉動是一個重要原因。
例如，貞觀十六年（642），高句麗發(fā)生泉蓋蘇文之亂，西部大人泉蓋蘇文擊殺榮留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為王。亳州刺史請因之討伐高句麗，太宗答以“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不貴，且山東凋瘵，吾未忍言用兵也。”[2]雖然泉蓋蘇文桀驁不馴，唐太宗還是覺得“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不如“稍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后討之”[3]。明年六月，太常丞鄧素從高句麗出使回來，請增懷遠鎮(zhèn)戍兵以逼之，太宗回答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盵4]仍遣使冊高藏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顯然，唐太宗決非草率從事、窮兵黷武之人。
然而正在這時候，新羅遣使者上書，告百濟王“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余城，又發(fā)兵以守之，與高句麗和親通好，謀欲取黨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太宗乃命司農丞相里玄獎赍璽書告諭兩蕃，示以禍福。[5]但蓋蘇文已攻取新羅城池，并不聽從唐朝命令。盡管如此，太宗君臣仍然十分猶豫，恐怕師出無名、追悔莫及，只有兵部尚書李 主張討伐。[6]由于“新羅數(shù)請援”[7]，唐太宗才決定親征高句麗。戰(zhàn)爭開始后，又“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8]直到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在給新羅使者金春秋的敕書中還說：“朕今伐高麗非有他故，憐你新羅，攝乎兩國，每被侵陵，靡有寧歲。山川土地，非我所貪”[9]。房玄齡臨死前對唐太宗說的話更是唐朝統(tǒng)治階級中官僚士大夫集團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向使高麗違失臣節(jié)，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10]
太宗之子為高宗。高宗時期唐朝與高句麗首次發(fā)生直接沖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麗與百濟、 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wèi)中郎將蘇定方發(fā)兵擊高麗。”[11]顯然，是新羅又一次使唐朝把征遼提上了議事日程。只是由于隨后唐、羅聯(lián)軍忙于消滅百濟的戰(zhàn)事，才使高句麗得以多存活了幾年。
唐、羅共滅百濟一事尤能看出在當時半島政治事件中新羅的主動性。如果說高句麗由于地緣政治的原因不得不與唐朝發(fā)生沖突的話，那么僻處半島西南一隅的百濟應該說是很難同唐朝發(fā)生直接沖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羅精心策劃的統(tǒng)一戰(zhàn)略所拉動，終于派大軍兩度跨越黃海參與徹底消滅百濟的戰(zhàn)斗。我做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jù)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島事務之前，新羅的政治軍事力量已經對百濟占了壓倒優(yōu)勢。
百濟最早建都漢江南岸慰禮城，后來由于高句麗軍事擴張，被迫南遷都于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細分析《三國史記·地理志》的記載可知，新羅西北邊與百濟的交界在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線[13]，據(jù)研究，這主要是新羅真興王（540-576）時代發(fā)生的事[14]。從真興王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新羅的領土已經囊括了今天的慶尚南·北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南·北道和咸鏡南道全部以及全羅北道、黃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16]這幾乎是百濟領土的兩倍還要多，其中還包括肥沃富饒的洛東江流域（舊伽耶聯(lián)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帶）和漢江下游地區(qū)。倘無其他顧忌，假以時日，新羅取百濟如探囊取物。有鑒于此，百濟才被迫與從前的宿敵高句麗連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國，以求擺脫滅亡的命運。然而百濟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見的，它使自己在東亞戰(zhàn)略格局中不自覺地處在了與中原王朝對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統(tǒng)一中國的隋唐王朝建立起來以后，百濟的這種劣勢就更加凸現(xiàn)了出來。
對于百濟所處形勢和所取戰(zhàn)略新羅是十分清楚的。新羅的興起和發(fā)展正好與高句麗在半島上的擴張形成對立，因而雙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羅兼并伽耶，又和鄰近的日本產生了利害沖突。[18]新羅當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濟的斗爭中南北腹背兩面受敵，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推動半島的統(tǒng)一，在東亞地區(qū)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動才行。后來統(tǒng)一新羅的文武王（661-681）曾對這一戰(zhàn)略意圖有過清楚明確的陳述：“往者新羅隔于兩國，北伐西侵，暫無寧歲，戰(zhàn)士曝骨積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殘害，忘千乘之貴重，越海入朝，請兵絳闕，本欲平定兩國，永無戰(zhàn)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殘命。百濟雖平，高句麗未滅，寡人承克定之遺業(yè)，終已成之先志。今兩敵既平，四隅靜泰�！盵19]這也就是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新羅在其半島事務中處處拉唐朝一起行動的主要原因。論文統(tǒng)一新羅在東亞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紀唐朝與新羅關系論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xPR{,i==K+U2\\hvr"z1nH]-$C0QI T"5_1師德論文b8B0AB|m1=K^jhO`p3hI:dGqo
其實，新羅拉攏唐朝的辦法也很簡單，就是時時處處讓唐朝感到只有新羅是自己在東亞事務中唯一忠實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兩代連續(xù)攻伐高句麗，新羅不但自己不與高句麗結盟，而且貞觀十七年（643）還向唐朝告發(fā)百濟“與高麗和親同好，謀欲取黨項城以決新羅入朝之路”[20]。如我們在兩《唐書·東夷百濟傳》中所見，永徽六年（655），“新羅王金春秋又表稱百濟與高麗、 兵侵其（指新羅�！撸┍苯�，已沒三十余城�！盵21]而唐朝為了使新羅脫離受夾擊的危險境地并對高句麗形成夾擊之勢，“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鎮(zhèn)守，制其心腹”[22]，消滅百濟遂成必然之勢。
顯慶五年（660），百濟被唐、羅聯(lián)軍一舉攻滅。后百濟舊將福信和僧人道琛據(jù)周留城反，并迎故王子扶余豐于倭國，立為王，展開復國運動。唐高宗曾就這種情況敕留鎮(zhèn)唐將劉仁愿、劉仁軌：“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新羅王�！撸┙迩淞翩�(zhèn)，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盵23]可見，劉仁愿、軌等率唐軍留守百濟故地，完全是應新羅之請。龍朔三年（663）九月，唐、羅聯(lián)軍又在白江口[24]擊破百濟和增援百濟的倭兵，百濟終歸覆滅。[25]
百濟滅亡后，消滅高句麗自然就提上了新羅統(tǒng)一的議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濟，欲滅高句麗，請兵于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句麗�！盵26]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漢城州，教諸總管往會（唐朝）大軍。文穎等遇高句麗兵虵川之原，對戰(zhàn)，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與大軍合圍平壤。高句麗王先遣泉男產等詣英公請降�！盵27]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虜高句麗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謁先祖廟，告曰：祗承先志，與大唐同舉義兵，問罪于百濟、高句麗，元兇伏罪，國步泰靜，敢茲控告，神之聽之。”[28]
新羅在受到高句麗、百濟乃至日本夾擊的不利條件下，緊緊抓住中原王朝這一關鍵，利用唐與高句麗的緊張關系，拉動其介入半島事務，先滅百濟，再平高句麗；然后又利用唐朝中國人“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29]的和平共存?zhèn)鹘y(tǒng)意識，一方面對半島上的唐朝力量進行排擠，另一方面又適時向其求和效忠，使之感到它不像高句麗那樣對自己形成威脅，雙管齊下，軟硬兼施，最終達到了在韓半島上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目的。顯然，從地區(qū)政治或韓半島的角度來看，唐初的介入不過是新羅精心策劃的統(tǒng)一戰(zhàn)略的一部分而已。在唐朝、高句麗、百濟、新羅四角關系中，新羅后來居上，成了四方角逐中最大的贏家。
（二）
唐朝（618-907AD）與統(tǒng)一新羅（668-935AD）的關系可以開元二十一年（733）為界，分成兩個時期。在此以前是冷戰(zhàn)階段，新羅主要忙于半島內部統(tǒng)一事業(yè)的鞏固和發(fā)展，雙方來往較少，只有少數(shù)幾次朝貢、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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