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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歷史吊詭
從日本全面地以中國為師的“唐風時代”，即公元七世紀中葉后算起，到中國變先生為學生，頗為恭謹?shù)匾匀毡緸閹煹墓攀兰o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這中間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兩國文化交流陷于停頓，但直到明治維新前，兩國的發(fā)展水平差距并不大，兩國都落后于西方，日本還落后中國一點，這即是說，中國和日本近代化運動的起跑線可謂相差無幾，兩國都是在被動挨打的情況下開始了奮起自強的近代化運動。
此后，兩國發(fā)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當今，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發(fā)達國家之一，真是“脫亞入歐”了，與美國比肩可翹楚于西方；而中國一百多年來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國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開放后這二十幾年，舉國上下一心一意抓發(fā)展，經(jīng)濟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只夠資格進入發(fā)展中國家的行列。這一很難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卻讓中國人臉上作蠟的現(xiàn)象，仿佛都是在兩國間與西方世界發(fā)生了相撞、交匯后所走過的不同路徑引起的，而在此前，僅僅只有中日兩國間穿越不過幾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這一現(xiàn)象，已經(jīng)讓許多學者注意并厘清兩國各自近代化路徑中的百般景象與種種不同，卻也容易讓他們忽略打下這近代化路徑的樁基還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鳥，文化是天地間的一盞長明燈。即使是被強大而又鋒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劃成了幾段，文化也會如一條碩大的蚯蚓，在東方這塊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復如初。如果用學術化的語言表述，那就是一種文化在受到外來的某種強勢文化擠壓下，前者的一部分必會隨著后者的物質文化一起變化，乃至幾乎全盤接受后者的意識形態(tài)；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擠壓前的狀態(tài)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來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總結出來的行為方式來應對一個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徑中所表現(xiàn)出的兩國間一眼能察的相異性，是由文化決定的，而且，至今難為人們洞幽并提出的兩個民族間所表現(xiàn)出的趨同性，亦是由文化決定的。1 親屬集團與非親屬集團
先說說相異性。
據(jù)學者們考證，中國有近13億人口，常用的姓才幾百個�！鞍偌倚铡笔珍�462個姓，基本包括了漢民族最常用的姓氏。中國大多數(shù)人的姓氏都有很長的歷史。
以筆者的“胡”姓為例，根據(jù)人口學者的統(tǒng)計研究，在依次排列的100個姓氏中，胡姓名列中華15大姓之列，為第13位。根據(jù)文獻所載，胡姓是一個古老的姓族，她的源流可追溯到原始時代的胡部落，而最早得姓的是傳說時代的黃帝的臣子胡曹。且胡姓又是一個多源的姓族，商、周、春秋時代的胡子國是其姓源之一，以胡公滿的后裔為氏是其姓源之二，而胡公滿則是舜帝的裔孫。此外，秦漢以后，隨著中華民族的不斷融合，表現(xiàn)在姓氏學上，便是少數(shù)民族姓氏的漢化，這又是胡氏姓源的來源之一，在古今的鮮卑、契丹、滿、苗、瑤、彝、回、赫哲、達斡爾、白、錫伯等民族中，都有胡姓的存在。（見 黃啟昌 編著〈胡姓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如胡姓一樣，在中國，幾乎隨便找一個姓都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代。
就是在今天，在不少姓氏的家庭里，如“孔”、“孟”、“曾”等，還得嚴格講究名字中所體現(xiàn)的輩分，這絲毫馬虎不得。在我家也一樣，我卻例外。我本名“胡家適”，即“家”是我的輩分。上小學時，父親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本院歷史系的歐陽琛教授，一次半開玩笑對父親說：現(xiàn)在胡適就不是好東西了，你兒子還胡家（加）適？改個名字吧。于是，母親將它改成了“胡平”。她的用心當然是指著我這一生平平安安，但這名字幾十年頂下來，狂風惡浪不少；前幾年幾次進出國門還屢有麻煩�，F(xiàn)在要想改回去，確又難了……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shù)日本人有名而無姓，姓氏只在上層社會中使用，只有貴族和武士門第的人才允許使用。那時的姓氏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組織，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個日本才有為數(shù)不多的姓氏�！∈攀兰o里，隨著幕府時代的落幕，平民運動的展開，下層社會才獲得使用姓氏的權力。1870年，即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決定，一般百姓可以取姓。但奴才做慣了，習慣了類似“阿貓”、“阿狗”般的稱呼，許多人仍不敢給自己取姓。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國民必須有姓，否則受罰。
猶如大清江山一倒，中國人腦后的長辮子紛紛如急雨般落地，這時島上的普通百姓也火急火燎請人起姓。由于多是短時間內(nèi)倉促而取，或是由于島人自古皆有熱愛自然、關注草木的生命情懷，兩個原因加在一起，使日本人多是從身邊接觸得到、看得見的事物，順手拈來作為姓。如有的人以自己所在的自然環(huán)境、面對的山川河谷的名稱為姓，有的人則以動植物、房舍、建筑、村莊、田野為姓。住山腳下便姓“山本”，宅門前有一種河便姓“川邊”，家附近有一個渡口便姓“渡邊”，庭院里有棵松樹便叫“松下”等等。于是，與中國的情況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姓氏最多的國家，只有1.2億人口的日本，估計姓氏超過12萬。這里可以列舉出幾大類：
與山川、河流、地貌有關的姓：山本、山下、岡村、石原、小野、河野、中川、渡邊、中島、井上、秋山、北澤、大濱等；
與動、植物有關的姓：小熊、鳩山、白鳥、松下、鈴下、小森、小林、加藤、左藤、伊藤、竹內(nèi)、菊池、栗原、熊木等；Q|cm/me?tt9 d=, %P)HH%fdZ*~財務管理論文NU/G%U?9X TGX{s[EZ}gHu~
與房舍、建筑有關的：高橋、鳥居、古屋、小倉、高倉、宮本等；
與村莊、田野有關的：村山、田中、中村、園田、田邊、角田等。
此外，還有不少千奇百怪的姓氏，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日本人最簡單的姓是“一”和“乙”，最復雜的姓長達12個漢字：“藤木太郎喜佑之衛(wèi)門將時能”和“籠谷懿府舍仰隸里小也弘光”。稀奇的姓有“八月一日”、“四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數(shù)十萬人”等。
這些都說明日本人姓氏不僅歷史較短而且有較大的隨意性。由此，有學者認為這是日本人的宗族組織缺乏中國人宗族組織那樣強大凝聚力的表現(xiàn)。（ 見 尚會鵬 著《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
姓氏的悠久歷史，它的嚴格性、不可替代性，突出地顯示了在中國的大家庭里，每個孩子一生下來就處在一個等級森嚴的親屬關系之中，他（她）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嬸母、叔、伯、舅、姨夫，各種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種公公、婆婆、爺爺、奶奶，乃至各種姨親堂親，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明白。這種由密密疏疏的關系所組成的親屬集團，不僅比西方的關系名義明確，區(qū)分精細，而且在其內(nèi)部還附有按各人地位而定的不容爭辯的權利和義務。即使在當今，一個長子比起弟弟妹妹來，也不會不服膺于他對于這個家的傳承有著更多的責任與義務的內(nèi)心律令，而這內(nèi)心律令顯然來自于血脈里古老儒家的濡染。論文中日文化的歷史吊詭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一個家庭是這樣，一個家族也是這樣。
千百年來，中國一直是個廣漠的鄉(xiāng)土社會，村子里的人先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一個親屬集團，其次，幾個親屬集團組成同一個村子的鄰里社會。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地居住在那里，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或者租借的土地為生，并根據(jù)其家庭成員的資格，在親屬集團內(nèi)取得某種地位。一般的情形是，一個村子里會有幾個親屬集團，一個親屬集團也可能分布于幾個村子，乃至相鄰的鄉(xiāng)鎮(zhèn)。但不管如何分布，對中國人來說，親屬集團具有不可取代的、頭等重要的意義。
換言之，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不管其身份顯赫還是渺小，其性格復雜還是簡單，也不管其生前是造福于世，還是禍害與民，他們命運之書的扉頁，甚至在以后的許多頁里，都會有他所屬的親屬集團的影子，以及這個集團藤條般不斷伸展的內(nèi)容。
一般來說，當他一旦明確而恒定地承擔了自己在該集團的責任，他就在任何可能的時候、任何可能的情況下，都能得到該集團成員的幫助。這便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動力，促使他螢燈寒窗，金榜提名。一登青云，他既可能牢記父母、親戚朋友的激勵與鞭策，循紀守法，克己奉公，不辱門庭，但也極有可能“租借”出手中的權力，為他們謀取多方面的利益。當他們在親屬以外的集團中陷于窮途末路，或成迷途羔羊時，他們可以回到親屬集團中療養(yǎng)傷痛，尋求重振旗鼓。
因此，傳統(tǒng)的中國人不太容易獻身于親屬以外的集團，在他們看來親屬集團是不可替代的。雖然中國人往往會同時參加數(shù)個非親屬集團，但在其他集團里很難死心塌地，使其百分之百地獻身，惟有親屬集團對于他們有著人生價值的終極意義。
“光宗耀祖”、“錦衣夜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金窩銀窩，不如家鄉(xiāng)的狗窩”、“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好”……眾多的俗語、諺語，道盡了傳統(tǒng)中國人的深層心理。
當今，在一些已經(jīng)被揭露、尚未被揭露的腐敗分子中，前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顯然是個另類——
他出身在湖南一個窮鄉(xiāng)僻壤的山村，小時放過牛、種過田，每天上學要跑七八里路，還要挑20斤蘿卜到小集鎮(zhèn)上去叫賣，掙兩個小錢好買個本子，交點學費。一雙破舊球鞋，穿了整整五年，母親給他補了又補，下雨天濕了，父親晚上便在火炕邊烤干。為了支持他讀中學，兩個姐姐中途輟學，確保兄弟中唯他一人奔前途有個出息。父親因水腫病不能治愈去世時，他才不到12歲，就靠小腳的母親養(yǎng)育他……胡長清和妻子結婚，是借錢辦的旅行結婚。妻子在紡織廠工作十分辛苦，三班倒，起早貪黑，還要帶孩子，每月就幾十元錢工資，還要歸還欠款，生活很是艱苦。
胡長清自調到江西工作以后，很快就創(chuàng)造了索賄能“日進萬金”的記錄。 但就是這樣一個在審判時被公訴機關認定的受賄索賄及不明財產(chǎn)共計900百多萬元的“富翁”，在北京和妻子上街，有時連一根冰棒都舍不得買來吃，到菜市場去買菜還要砍價。對其已經(jīng)八旬的老母，連每月給的100元贍養(yǎng)費也難以按時支付，弄得古稀老母不得不依靠生活并不富裕的兄嫂來生活。這邊在南昌，胡長清卻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找了一個整整比自己小了二十歲的小姐大干快上，人民幣也在激越燃燒，除在南昌、廣州各送了一套商品房外，他還先后送給該小姐３０多萬元人民幣以及金銀珠寶首飾、手機、鋼琴等一批貴重物品，并極力為其調動工作。最后胡長清案發(fā)的導火線，也正是他從昆明的公差上神秘失蹤，潛入廣州為小姐落實單位調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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