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公民國家和全球治理

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直在“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范圍內展開,多種民族主義思潮和話語雖然有時提及“全球化”,但并沒有真正進入全球化視野。在國際關系中思考的中國民族主義所提及的“全球化”實際上往往只是“普遍化”、“自由化”和“西方化”這三種說法的代用詞,著重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對全世界的宰制。這種民族主義的所謂“全球化研究”也就僅限于對西方普遍化和自由化等等的“理論批判”。這種批判往往只是重復過去幾十年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批判的已有結論。這種批判,用全球化理論的長期研究者斯考爾特(Jan　Aart　Scholte)的話來說,使得“全球化”成為一個了無新意的“冗贅概念”。以國際關系來看全球化,最容易把與中國有關的全球化局限于“中美”、“中日”、“中西”這種少數國家間關系。這樣理解全球化,會嚴重忽視全球超國際關系最具本質意義的三個特征,那就是全球化所形成的超國家關系、超國家疆域新社會空間和全球性新公民政治主體。

只有涉及了當今世界的社會性空間和政治行動主體的變化,全球化這一概念才會具有實質性的全球政治意義。值得特別強調的是,　這個全球化所涉及的“空間”,不只是物理性的,而更是社會性的。正如斯考爾特所指出的那樣:“說到底,空間是社會關系的一個主要方面。地理和文化、生態(tài)、政治、心理一樣,是社會生活的決定因素之一。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對社會中的生產性質、治理、認同和群體等方面都有很大影響,反過來,這些方面對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沙漠的游牧民族,山區(qū)的鄉(xiāng)民,島嶼上以水為家的駐民,他們的生活區(qū)別就主要是由生活地區(qū)的區(qū)別所造成。空間與社會關系的其它主要決定因素緊緊地相互聯系,相互構成。一旦社會地圖發(fā)生變化,那么文化、生態(tài)、經濟、政治和社會心理也會發(fā)生相應的轉變。”〔注1〕國際關系,包括與它密切相關的“普遍化”、“自由化”和“西方化”概念都是與疆域性民族國家這個社會空間聯系在一起的。國家關系與全球化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前者是疆域性地理,而后者則是超疆域性的地理�！沧�2〕

從全球化的這三個方面來理解全球化的意義,會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公民政治在當今中國的現狀和前景。在全球化這三個方面的發(fā)展變化過程中,民族國家的政治社會空間、生活空間所具有的意義和機能在發(fā)生極大的變化。國際間關系(inter-national)正在轉化為全球性的超國家關系(trans-national)。前者局限在國與國之間,后者超越了這種國與國之間的雙邊或多邊關系,而成為一種與全球有關的聯系。超國家關系使得以往的民族國家政治、社會空間發(fā)生了變動,也使得以往占主導地位的、維持民族國家的國家主權、正當性和權力效能發(fā)生了變化。在今天的世界上,超國家關系并沒有完全代替以往的國際關系,也并不能夠取消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只要國際關系和民族國家還在起作用,就一定還會有民族主義。這三者本來就是相伴相隨的歷史產物。然而,只要超國家關系的影響繼續(xù)存在和不斷擴大,民族主義就不能不因此有所自我調整。不能適應新形勢的民族主義是沒有出路的民族主義。相反,如果能適應新的形勢,民族主義或許反倒能從全球化的“公民國家”和“治理”理念中找到群體共建的新策略,為發(fā)展全球公民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　大眾民族主義和民粹民主

民族主義思潮同時活躍在政治、知識精英和大眾中間,是1990年代突出的現象,但并不只是1990年代才有的現象。在中國歷史的一些其它時期也出現過類似的現象。1990年代的民族主義之所以有別于那些類似的高漲民族主義,正是因為它有特別明顯的國際關系思想框架。民族主義總是與一定的現實環(huán)境、思想框架和與此有關的群體目標聯系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時期民族主義的思想框架和提倡目標分別為“中西文明沖突”和“保存國粹”。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這兩者分別改變?yōu)椤爸腥諔?zhàn)爭”和“救亡”。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則改變?yōu)椤胺吹鄯葱蕖焙汀白粤Ω�生”。八十年代則再改變?yōu)椤扒蚣畣栴}”和“現代化”。九十年代民族主義的基本背景是,“文明”、“救亡”并不迫切,“自力更生”無人再提,“現代化”屢遭質疑,唯有“文明沖突”(或“文化對立”)仍繼續(xù)在起作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關系間的利益沖突和遏制需要才成為民族主義思考的基本框架。從反對干涉中國內政,打破西方遏制到反抗文化霸權(普遍化、西方化、自由化),民族主義的自保自強策略和目的都是在這個基本框架中展開。

民族主義在國際關系框架中這樣確定自己的策略和目的,有它相當的合理性。國際關系的基礎是“主權國家”,主權被理解為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即用于建立在領土和自律性基礎之上并為組織政治生活而制訂的制度性設施。特別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占有統(tǒng)治地位,并被廣泛使用。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明確承認國際關系的主體是主權國家,因此具有主權就可以保證其作為國際社會的主體或一個單位而存在。主權一直被認為是構成國家最主要的條件,甚至可以說是主權創(chuàng)造了國家。〔注3〕

國際體系并不是由平等的國家關系所構成。國際體系由具有強大主權的大國之間的關系所支配。因此,根據一國能夠控制它國行為方式程度的不同,可以將國家分為超級大國,或稱霸權國家,以及大國、中等國家、弱小國家、微型國家等等。從權力的觀點來看,并不存在具有相同權力的國家,現實的體系是在具有較大權力的國家之間形成的。國家概念的問題與國際社會、國際體系、國際政治以及國際組織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國際體系看上去是由主權平等的既成規(guī)則所支撐,但實際上又是由不平等的國家之間的相互沖突或相互合作的關系所支撐,“我們因該常常注意主權國家間的不同性--這種不同既產生于不同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又產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歷史淵源�！痹趪�家關系中,如果強者打算對弱者采取過度的行動,那么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實力。迄今為止國際體系形成、發(fā)展與變化的過程,就是一個由不平等、非對稱性國家間關系所支配的過程,當然這一過程中國家之間在進行權力斗爭的同時也在摸索建立一種尋求共同利益的合作體制�！沧�4〕

正是由于現實的國際關系是在具有較大權力的國家之間形成,九十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特別敏感的是中美、中日和中國與其它西方大國的關系。這些大國間的任何摩擦和沖突隨時會觸動中國民族主義的神經。事實上,九十年代的民族主義正是由于一系列這一類的摩擦和沖突和由此積累的反感和怨憤才日益強化起來的。有論者這樣總結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事件”起因:“在1989年中國內部發(fā)生政治事件后,西方世界聯手對中國進行經濟、政治和軍事制裁,這一制裁的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背景不言自明。在西方的道義想象中,中國成了專制、落后、不文明的代表和化身,必須將中國‘和平演變,’否則不能休。在九十年代前半期時間力,‘銀河號’事件、1993年阻撓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會、1995年允許臺灣‘總統(tǒng)’李登輝訪美、1999年在科所沃戰(zhàn)爭中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因美軍軍機貼近中國海域飛行而引發(fā)與中國軍機相撞事件。這一系列事件中美國及西方的霸權心態(tài),都表露無遺,而在中國國內,它們都引起了不僅社會精英而包括一般大眾在內對美國和西方霸權的普遍反感。這些反感體現在知識階層的理論思考中、青年學生的反美游行中、九十年代末以來互聯網的反美言論中�！薄沧�5〕論文民族主義、公民國家和全球治理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A^3nMa(`I0[}Bi,t?nK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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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關系中的摩擦和沖突恰恰是國際關系的特征而不是全球關系的特征。正如斯考爾特所強調的那樣:“國際關系是疆域間的關系,而全球性則是超疆域的關系。國際關系是有距離的跨疆界交往,全球關系是無距離的超疆界交往。因此,全球經濟不同于國際經濟,全球政治不同于國際政治,以此類推。國際性的基礎是疆域性空間,全球性超越了這種空間�！薄沧�6〕

由于民族國家的政治和地理疆域分明,國際社會并存在一個制約所有國家行為的國家間關系之中,任何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批評或采取的行動,都可以被對方理解為“攻擊”、“遏制”、“干涉”或霸權性侵略。以中美關系為核心的國際關系是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視野,形成了這個時期民族主義極有特色的三個反對:,即反對西方化,反對自由主義和反對普遍化。這在當時的大眾民族主義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大眾民族主義是一種有別于國家中心論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它強調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民眾基礎及其作為體制外現成的公民領域和民主政治空間的價值。這種體制外的群眾民主訴求形成了大眾民族主義特有的民粹政治色彩。大眾民族主義是在與國家中心論民族的區(qū)別中確立自己的。國家中心論民族主義把國家政權合法性作為民族主義的歸依。它是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話語。它把民族主義看成是一種國家的規(guī)劃,一種能將“民族文化凝聚力”轉化為政治團結的力量�！沧�7〕國家中心民族主義是八十年代后期新權威主義的繼承者,它認為新權威主義比公民民主政治更為有效。為了有效地確立國家合法化的基礎,現存政權必須在“革命意識形態(tài)”中增加“實用的世俗主義和沒有假想外部敵人的民族主義”�！沧�8〕它認為,民族主義對于中國轉向一個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階段非常必要,因為“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原則,作為中心象征符號的基本組成部分,對保持政治秩序的歷史連續(x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备母锖徒洕�發(fā)展的社會成效固然提高了現存體制的合法性,但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同時又強調發(fā)展,引發(fā)了“如何避免意識形態(tài)資源因缺乏必要的補充而空洞化和貧乏化”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將民族思想作為這種文化的資源。〔注9〕

和國家中心民族主義理論不同,大眾民族主義理論強調民族意識的以人民而非國家為依歸,強調民族主義動員民眾參與而非支持國家制度合法性。這兩種民族主義對當前中國的國情分析有明顯差異,前者強調革命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的延續(xù)性,而后者則強調新興的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已經使得原先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喪失了控制能力,也使得原先的政治制度發(fā)生了根本變化。正是由于這種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的斷裂,在中國已經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可以由民眾自由參與的“人民政治”空間。人民可以因此自由選擇脫離現有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并背離現有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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