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娛樂熱”留給我們的思考

　[內(nèi)容提要] 本文通過出現(xiàn)在近兩年的“電視娛樂熱”的反思，分析了與之相關(guān)的一些文化現(xiàn)象，認為：電視觀眾喜歡有“味道”的娛樂節(jié)目；電視文化呼喚理性的批評話語；傳播媒體需要健康的“娛記”隊伍。
[關(guān)鍵詞] 電視娛樂熱 娛樂節(jié)目 娛樂劇 電視批評理論 媒體炒作
不知這樣說是否合適，出現(xiàn)在20世紀末的中國“電視娛樂熱”的“始作俑者”應該是電視“湘軍”——湖南衛(wèi)視經(jīng)視臺。原因是有兩個重要標志可以作證。其一是《快樂大本營》的出臺。在此之前，雖有90年代初就在上海、北京等地出現(xiàn)的《快樂大轉(zhuǎn)盤》、《黃金樂園》等游戲娛樂節(jié)目，但并未形成一種席卷全國、刺激觀眾的效果。然而湖南衛(wèi)視臺在1997年上星后推出的游戲娛樂節(jié)目《快樂大本營》，卻在一夜之間引起轟動，隨即刮起“娛樂旋風”。極少見的“兩個效益”同或成功，使得全國各臺上門取經(jīng)者絡(luò)繹不絕。據(jù)說，1998年底1999年初，全國30個省市的電視屏幕上游戲節(jié)目幾乎無有“缺席”者。其二是湖南經(jīng)視臺在1998年推出的電視連續(xù)劇《還珠格格》更具沖擊力，雖說首先迷倒的是少男少女，但成年人觀眾的比例也明顯“超重”。說這部戲“男女老少皆宜，大江南北都喜“并不為過。到了1999年初，“娛樂熱”再次升溫，北方京城的有線臺不甘示弱，掀起《歡樂總動員》，與《快樂大本營》同時段播出，形成南北對擂；《還珠格格》續(xù)集二度轟動，再次撩起孩子們的興奮點；接下來《少年英雄方世玉》又亮相屏幕，牢牢鎖住了一批觀眾……可以說，1999年游戲節(jié)目遍臺開花，娛樂電視劇各頻道登場，給世紀末的中國電視屏幕留下一道亮麗的風景。

伴隨著新千年鐘聲的敲過，沉浸在《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和對英雄保爾的追憶中的電視觀眾，似乎已不知不覺地遠離了不久前的“電視娛樂熱”。作為普通觀眾，再好看的電視節(jié)目，在其眼里都會斗轉(zhuǎn)星移，如過眼煙云，因為娛樂節(jié)目畢竟是一道“快餐”，觀眾是這種精神食糧的純粹的“消費者”，而且經(jīng)過“娛樂熱”的洗禮，也成熟得多，平靜得多。然而“風平浪靜”是否就意味著對娛樂節(jié)目已無話可說了呢？“娛樂熱”的過程是否引發(fā)出一些值得思考的東西呢？筆者試就這個題目做點兒評說，正確初作為其實，謬誤初引以討論。
電視觀眾喜歡有“味道”的娛樂節(jié)目
——并非一個“玩”字了之
記得是在1999年初春，全國范圍的“電視娛樂節(jié)目理論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貞浧饋�，這次會議的召開確是審時度勢，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因為當時娛樂節(jié)目已成潮流，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正如會議宗旨所言：對于這一熱門現(xiàn)象，理論界不失時機地發(fā)出自己相對冷靜的聲音是非常必要的。探討和研究這一現(xiàn)象，在一片熱鬧喧囂之中整理出理性的思路，將有助于促進游戲節(jié)目的良性發(fā)展。這次會議的參加者有相關(guān)的理論研究者，有節(jié)目制作的決策人和操作者，不同層面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有匯合也有碰撞。會上，有兩種聲音給人的印象最深：一種聲音以電視節(jié)目策劃人為代表，滿懷激情地呼喚以電視娛樂節(jié)目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到來，認為作為大眾文化的電視，其本質(zhì)就是娛樂，娛樂節(jié)目其首要標準就是滿足觀眾宣泄、好奇、刺激的需要，滿足“過一把癮”的感官享受，并主張雅俗分賞。另一種聲音以專家、學者為代表，認為伴隨著大眾文化的到來，電視的大眾化不可避免，娛樂節(jié)目應在電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應該堅信電視的社會功能是不能動搖的，因為對于中國人來說，游戲心態(tài)還未成熟，仍以使命感、憂患意識為重，“創(chuàng)造”游戲很難。因此，呼吁“大干快上”的游戲節(jié)目趕快“懸崖勒馬”。應該說，這兩種話語的碰撞集中體現(xiàn)在了對電視本體的認識上，使議題具有了更廣泛的價值與意義；同時，對置身于大眾文化浪潮中的電視娛樂節(jié)目的操作實踐，有著積極的啟示和借鑒作用。但這兩種聲音又相對極端，表現(xiàn)出的對大眾文化不同的心理失態(tài)也是顯而易見的：前者熱情失度，未能注意到娛樂文化的本土化、國情化。比如有人提出娛樂節(jié)目就是要滿足一種占有、欲望和感官刺激，“過一把癮就死”，明確提出“電視不需要文化”。而后者冷峻有余，似乎與電視娛樂有著不小的距離。比如有的教授提出疑問：《快樂大本營》好看嗎？我看既不好看，也不好笑。形成這種反差，又使人感到遺憾，如果兩種聲音能夠融合一些，正可以從互補的意義上為基本靠“拿來主義”支撐，還未學會自己“走路”的娛樂節(jié)目有所指引，就不會使拿著筆記本來聽理論聲音的第一線的操作者有所失落。
時至今日，正如當初的預料，游戲節(jié)目的“旋風”已停，熱潮漸息；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刮起娛樂旋風的《快樂大本營》仍熱鬧非凡，與之對擂的《歡樂總動員》越發(fā)紅火。而那些刺激性的、搏彩性的節(jié)目倒是紛紛下馬。這不難看出，對“電視快餐”大眾是歡迎的，但也是挑剔的，既要對口味，又要品出味道，不然也是不客氣的。這一點，北京有線臺《歡樂總動員》的起伏經(jīng)歷，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
1999年1月2日，《歡樂總動員》在一片“歡樂總宣傳”的氣氛中登場亮相，男主持紅發(fā)沖冠，帥呆酷斃，女主持異裝奇服，新潮一族，且男女主持手舞足蹈，全力動員，“歡樂”無比。然而觀眾中除了喜歡熱鬧的中小學生看著好玩，大多數(shù)都被這種“新奇”刺激得大倒胃口。記得報刊上有觀眾辛辣地嘲諷，不如將《歡樂總動員》改為“染發(fā)總動員”�？梢哉f，《歡樂總動員》剛剛出臺時的確不夠成熟，定位明顯有偏差，尤其是看重了形式的包裝而輕視了節(jié)目的內(nèi)涵。但是非�？少F的是這個節(jié)目在觀眾的指責、批評中十分冷靜，并很快汲取教訓，調(diào)整思路，找準定位，使節(jié)目很快改變形象，吸引了觀眾。而且常變常新，收視居上。筆者認為，這里重要的并不是外部包裝的改變，而是增強了節(jié)目的文化含量，提高了品位，才使觀眾有了可品的味道。比如：推出的游戲欄目“黃金眼”可以使現(xiàn)場內(nèi)外的觀眾和嘉賓一起十分投入地測試自己的觀察力，既緊張又刺激；“明星學�！睓谀孔尙F(xiàn)場嘉賓跟“師傅”學表演，既出笑料，又可了解文藝知識；尤其是“童言無忌”的游戲，孩子們純真坦直的語言，使人捧腹大笑，又令人歡喜愛憐，總會給人一種別樣的滋味……因此，《歡樂總動員》的經(jīng)歷完全可以證明：制作游戲娛樂節(jié)目，并非一個“玩”字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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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能說明這一點的不僅僅是游戲節(jié)目，1998年至1999年娛樂電視劇《還珠格格》所創(chuàng)造的大眾文化的奇跡更具說服力。雖然《還珠格格》目前還未真正獲得電視批評主流話語的首肯，但是它所形成的對其他國產(chǎn)娛樂劇的沖擊已有目共睹。正如看不慣，或并沒有真正看、認真看《還珠格格》的人說，這戲真是“又吵又鬧”，“雞飛狗跳”，但相信喜歡這部戲的觀眾，包括那些癡迷這部戲的孩子們，都不會僅僅是被小燕子的頑皮和惡作劇所制造的“熱鬧”所吸引，更具吸引力的是這部戲?qū)⒐糯�的宮廷生活與現(xiàn)代的平民生活相印疊，用古代題材演繹了現(xiàn)代愛情、親情、友情和手足之情。這種情感的演繹貫穿在娛樂戲里，正適合中國人的口味。實際上《還珠格格》第二部得到的比前一部遜色的評價也反映了觀眾對第二部中小燕子鬧戲多的反感，這更加說明了“玩”與“鬧”并不僅僅是娛樂劇的拿手好戲。
如果再加例證，還有《天才保姆》與《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之比；《中國餐館》與《閑人馬大姐》之比。美國“洋保姆”過于瘋顛，使屏幕前的觀眾不對胃口，更笑不開口；而中國教授家的保姆卻貼近社會現(xiàn)實，使觀眾心中生喜；但《中國餐館》卻未留住中國觀眾，因為它讓觀眾笑得尷尬；而“馬大姐”卻讓觀眾在開心的笑聲中體味了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
論文“電視娛樂熱”留給我們的思考來自

二、 電視文化呼喚理性的批評話語
——并非一個“不屑”了之
如果說出現(xiàn)在世紀末的“電視娛樂熱”給中國電視園地留下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給了中國觀眾一次快樂和輕松的“洗禮”，那么與之相反的是，它給中國的電視批評理論留下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尷尬與無奈。
為什么這么說呢？筆者認為，依據(jù)便是電視批評界在這場“大眾歡樂”中表現(xiàn)出的不夠正常的狀態(tài)。
其一，矜持。據(jù)筆者觀察，在研討娛樂節(jié)目的會議上，出現(xiàn)過一種現(xiàn)象：不少學者、專家、教授在發(fā)言之先，總要加上這樣的“前言”：“平時很少看娛樂節(jié)目”或“不大喜歡看，但不反對娛樂……”；評價頗受歡迎的娛樂劇時，往往說：“據(jù)說很有趣，很好看，老百姓都喜歡……”令人不解的是：不貼近節(jié)目如何評價是非優(yōu)劣？如何引導觀眾鑒賞？老百姓喜歡，為何知識分子不能喜歡？這種不肯放下“架子”“與民同樂”的清高心理，無疑會給電視研究和電視批評帶來障礙。
其二，沉默。在近兩年的電視娛樂熱中，我們還看到了令人奇怪的現(xiàn)象：一邊是電視觀眾鋪天蓋地的娛樂狂歡，各種傳播媒體瘋狂的娛樂炒作；一邊卻是電視批評界的默默無語。尤其是“胡編亂造”的《還珠格格》與“歷史感沉重”的《雍正王朝》平起平坐第17屆中國電視“金鷹獎”的寶座，這種少見的文藝現(xiàn)象也未能引起評論界思考的興趣。還有，媒體對娛樂劇的濫炒，少男少女對娛樂劇病態(tài)的癡迷……這一切都未曾得到批評界理性的引導和權(quán)威性的評析。實際上，沉默的背后是麻木，麻木中還包含著怯懦，怯懦的原因是對撲面而來的大眾文化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
其三，輕視。如果說電視批評界完全沉默也并不客觀。1999年“娛樂熱”的后期，批評界出現(xiàn)了較為“響亮”的聲音，很有代表性的便是文藝批評家對《還珠格格》的評論——“我是不屑看這類無聊玩藝兒的，也沒有這么多時間浪費給它……”這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痛苦十分令人理解，但如此以感性認識、個人好惡來代替理性批評是否輕率了些呢？
中國電視在20世紀末出現(xiàn)的“娛樂熱潮”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所發(fā)生的變化，“消費主義觀念開始滲透到文化創(chuàng)造和傳播過程中”，使中國主流文化的權(quán)威地位有所動搖。進入90年代，隨著整個社會的市場化轉(zhuǎn)型，以通俗性、娛樂性、消費性為特點的大眾文化開始風行，如通俗文學、流行音樂、商業(yè)電影，并以一種“獨立的品格”與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形成“三足鼎立”的態(tài)勢。與此同時，作為最貼近大眾的電視，無疑處在了這一時代的前沿。我們看到，從90年代初贏得萬人空巷的《渴望》到訴說兒女情長的《咱爸咱媽》，再到演繹現(xiàn)代愛情的《牽手》，以至與觀眾同品平民生活酸甜苦辣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都體現(xiàn)出新時期電視劇趨于平民化、真實化的特點。再看娛樂�。簭漠斈昝钫Z連珠、嬉笑調(diào)侃的《編輯部的故事》到笑語歡聲的《我愛我家》；從海派的《七十二家房客》到京味的《閑人馬大姐》；從港臺的《戲說乾隆》到內(nèi)地與臺灣合拍的《還珠格格》，一直到游戲節(jié)目歡樂成風，這一切都說明中國電視與“大眾化”越貼越近。
“二十世紀被認為是批評理論更新最快的一個世紀。這個世紀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就幾乎都在批評理論這個特殊的營地里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跡�！蔽覀兛吹�，面對大眾文化浪潮撲面而來，中國的批評理論也打破了傳統(tǒng)話語的一統(tǒng)天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評格局。然而，電視批評在多彩的創(chuàng)作實踐面前卻形成了一定的落差，尤其是在近兩年娛樂熱潮新的沖擊面前，表現(xiàn)出了與之不相適應的狀態(tài)。應該說，“娛樂熱”實際上為電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機，一些新作品新現(xiàn)象，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值得思考的新課題。但正是由于理論界對電視娛樂化所持的種種非正常的心態(tài)，使這樣一個構(gòu)建電視批評新話語的機遇幾乎失之交臂，使提升和發(fā)展電視理論研究層次的時機沒有得到很好利用。我們看到，由于理論界的矜持和清高，大眾化的娛樂節(jié)目一直和批評界保持著距離，“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的文化思想無法與嬉笑怒罵的大眾文化“同流合污”；由于輕視和不屑，在客觀上加深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而對立的態(tài)勢無疑會影響三種文化的健康發(fā)展。尤其理論界對“電視娛樂熱”中出現(xiàn)的種種令人不解的疑問，表現(xiàn)出的怯懦和語塞，無疑削弱了電視批評對觀眾的引導，對操作層面的總結(jié)，對市場化管理的指點，以及對傳播媒體的約束。例如，1998年在全國播出的《還珠格格》，收視率均創(chuàng)當?shù)厝�年最高值，第二年續(xù)集在北京首播時收視率突破50%。該劇編導者稱此劇“將影視劇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認知、教育、審美、娛樂諸功能完美結(jié)合在一起，既有深刻的立意、優(yōu)美的情境、較高的品味，又有很強的趣味性娛樂性”，可謂社會、經(jīng)濟效益兩豐收。然而來自文化界、藝術(shù)界的批評卻是相當嚴厲的。一種觀點認為，《還珠格格》無任何文化而言，僅僅是一次巨大的商業(yè)活動；還有人認為《還珠格格》宣揚了一種“封建血緣意識”。對同一部戲，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令人迷惑不解，是非難辨。遺憾的是，對于這樣一個既特殊又典型的文化現(xiàn)象，電視批評界一直沒有發(fā)出理性的聲音，沒有通過對這部電視劇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審美分析，來對觀眾進行解讀；更沒有為大眾與《還珠格格》之間所形成的特殊關(guān)系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由此，電視批評的話語仍在傳統(tǒng)語境中徘徊，始終未能形成新的、理性的、強有力的話語權(quán)威。除此之外，電視劇進入市場后的盲目無序，以及媒體隨意炒作所造成的混亂，都與我們的電視批評理論的滯后與乏力息息相關(guān)。

   
“電視娛樂熱”留給我們的思考 　
可喜的是，在世紀之交的新千年，翻開嶄新的廣播電視理論期刊，我們已經(jīng)聽到了不同程度的具有批評色彩的聲音，如：《霸權(quán)與多元：新世紀電視文化隨想》、《當前三種電視現(xiàn)象之評析》、《電視劇不應拒絕思考》、《“口語至上”批判》、《中國電視的不公平競爭與內(nèi)部缺陷》……這些觀點和提法也許還有待于商榷和爭鳴，但這些聲音是響亮的，是賦有使命感的，體現(xiàn)出了一種對多元化電視文化意識和機制的渴望與探索，至少給目前的電視批評理論注入了生機和活力。
傳播媒體需要健康的“娛記”隊伍
——并非一個“炒”字了之
如果說，1998年至1999年的“電視娛樂熱”使觀眾過了一次“娛樂癮”，那么與此同時，也讓傳播媒體過了一次“炒作癮”。因為在兩部《還珠格格》播放期間，報刊、圖書、音像等媒體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格格熱”、“小燕子熱”，“制造”出一種罕見的“趙薇現(xiàn)象”。
自1998年年末播放《還珠格格》第一部開始，主人公“小燕子”的扮演者趙薇就成了屏幕內(nèi)外的“大眾偶像”。開始是其各種照片和相關(guān)的報道刊登在大大小小的報刊，不久《小燕子——女生趙薇》一書出版；接著《小燕子——趙薇》首張個人專輯推出；后來“小燕子”又成了幾家商品的形象代言人……應該說，對一部受到觀眾尤其是孩子們喜愛的電視劇中的演員進行報道是件正常的事，也是媒體所擔負的責任；同時，采用一些商業(yè)運作的方式，在市場經(jīng)濟的今天也無可非議。但是從后來“小燕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是是非非的“新聞”中，我們似乎看到了媒體是在某些利益的驅(qū)動下，隨心所欲地炒作，使有些“娛樂報道”的方式和內(nèi)容超出了規(guī)范，并帶來了不良的社會效果。

其一，誤導。說《還珠格格》老少咸宜，但最喜愛它的還是學生們。因為主人公“小燕子”善良、美麗、開朗、樂觀，充滿個性魅力，其無拘無束、自由奔放、敢于反叛的特點正契合了當下中學生們課業(yè)緊張、精神壓抑、個性得不到釋放的心理。所以孩子們愛屋及烏，由對“小燕子”的喜愛到對扮演者趙薇的癡迷，他們收集“小燕子”的照片，收看有關(guān)“小燕子”的報道，聽“小燕子”的專輯。應該說這些對孩子們還是一種較為正常、健康的滿足。然而這種癡迷心態(tài)應適可而止，對劇中“小燕子”的行為的認識也應該有所引導，因為孩子們心理上不夠成熟，看問題比較單純，往往容易把虛構(gòu)的世界帶入生活現(xiàn)實�？墒俏覀兛吹�，有些媒體在報道上明顯為這種癡迷和瘋狂推波逐瀾，如某報紙不負責任地將一個離家出走的學生報道為去找“小燕子”，以制造“新聞”。還有的媒體光報道趙薇違約、記者見面會遲到、演唱會“假唱”等事件，而沒有報道對事件的分析，這往往對孩子產(chǎn)生負面影響，同時也會產(chǎn)生迷惑和茫然。
其二，污染。在對“小燕子”的媒體炒作中，應該說最令人反感的是關(guān)于緋聞的“報道”。它不僅傷害了趙薇本人，同時也給“小燕子迷”們帶來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污染。就在觀眾收看《還珠格格》第二部時，媒體傳出趙薇與男友同居的緋聞，不久，緋聞炒作又將力度加大——某電視娛樂雜志將趙薇與原來男同學的形象用電腦拼接成合影照片刊登于封面，引起爆炸性新聞，并在文內(nèi)講述了趙薇的“初戀故事”；之后，媒體又爆出二者互相攻擊，將走向法庭的消息……實話說，如果說違約風波，演唱會“假唱”這類事件還具有一些新聞價值的話，那么“制造緋聞”的確無價值可言，而且“小燕子”形象極具特殊性，那就是她的影響范圍基本在中小學生這個特殊天地，因此，對孩子們的“偶像”頻頻爆出“私生活隱秘”，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會潛移默化地使青少年觀眾心理受到“污染”，造成某種角色的迷亂。
其三，傷害。也許很多人會羨慕“小燕子”趙薇因《還珠格格》一舉成名，風光無限，但實際上，趙薇在照人的光彩后面所受到的傷害也是最深的。作為一名剛出道的年輕演員，作為一個在校大學生，趙薇初上屏幕取得成功是值得肯定、贊賞和大力宣傳的，但更需要的是熱情的鼓勵和冷靜的指點。而我們的某些媒體出于自己的目的，隨心所欲地先把演員“捧”上天，溢美之詞名不符實，然后又把演員“摔落”在地，進行貶損和“揭私”，這樣或許媒體有了“新視點”，可以更好盈利，但對一個成長中的年輕演員所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想到前不久剛剛露出頭角的年輕電影演員章子怡也遭遇緋聞，不覺為媒體的道德素質(zhì)水準而擔憂。實際上中國的好演員并不多，培養(yǎng)一個好演員也不易，正如臺灣一位資深導演所說：“你們好不容易出了一個趙薇，為什么大家不多去保護她，指導她，而總是指責她，傷害她呢？”
在市場經(jīng)濟滲入各個領(lǐng)域的今天，媒體的追蹤熱點，商家追求經(jīng)濟利益已不可厚非，但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我們的新聞媒體也同樣需要強調(diào)“兩個效益”，如果只追求發(fā)行量而放棄了對人的尊重，放棄了對社會良知的尊重，那將是危險的。
何滿子《為舊文化續(xù)命的言情小說與武俠小說》《光明日報》1999年8月12日
尹鴻《霸權(quán)與多元；新世紀電視文化隨想》《電視研究》 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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