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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文歷史評價的變遷
文學接受史上經(jīng)常有這樣的現(xiàn)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個時代曾經(jīng)風行一時，洛陽紙貴，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光環(huán)逐漸褪色，它就開始淡出人們的視野，不再是萬眾矚目的中心，乃至淹沒無聞。研究這些作品，可以拂去歷史的塵埃，讓它重新放射光芒，展現(xiàn)自身價值，豐富文學遺產(chǎn)的寶藏。而研究這些作品在歷史長河中的浮沉顯晦，則能夠覘知文學風氣的變化，深化對文學史的理解，進而獲得某些認識方法上的啟示。元白的散文曾經(jīng)光彩奪目，而終歸黯然失色，在歷史上的地位經(jīng)歷了大幅度的跌落，正是我們分析這類接受史現(xiàn)象的極好個案。一 元白文略說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純粹的駢文，有些則是在散體中包含許多淺顯明白的駢句，形成富艷淺易的風格特征，與當時的流行文風比較接近，在當時享有盛譽。（注：關(guān)于唐代流行文風，請參考王運熙先生《韓愈散文的風格特征和他的文學好尚》，收入《王運熙自選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詩賦、策論和判是唐代科舉考試采用的主要文體，也是流行文風的重要領(lǐng)域。這四種文體元白都非常擅長，元白詩的富艷平易已是眾所周知，不必討論。元白的律賦也非常富艷，李調(diào)元《賦話》：“唐時律賦，字有定限，鮮有過四百者，馳騁才情，不拘繩尺，亦惟元白為然�！保ㄗⅲ豪钫{(diào)元《賦話》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為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曰……，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保ㄗⅲ和醵ū！短妻浴肪砣�，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當年應制科為第一，他的策論被《舊唐書》認為堪與王維、杜甫的詩歌相提并論，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舊唐書·文苑傳序》，中華書局點校本。）。《唐文歸》認為元稹的對策遠在張說之上，在整個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東觀《唐文歸》卷十八，古香齋刻本。）。白居易與元稹同年應制科，入乙等�！缎绿茣に囄乃摹酚小对椭撇摺啡恚褪菍Ｊ赵�、白居易、獨孤郁三人的對策，可見元白的對策在當時很有影響。判文是唐代的一種重要應用性文體。唐代士子經(jīng)過禮部考試，取得做官的資格，然后還要通過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職。吏部考查的主要項目是身（長相風度）、言（語言表達）、書（書法）、判，其中判最為重要。（注：關(guān)于唐代判文的情況，參見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tài)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負盛名，據(jù)白居易自己稱：“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保ㄗⅲ骸杜c元九書》，朱金城《白居易集箋�！肪硭氖澹虾９偶霭嫔�1988年版。）元稹也說：“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保ㄗⅲ骸栋资祥L慶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誥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質(zhì)，在唐代非常受重視。元白都曾任翰林學士，掌制誥。元和末，二人一起對制誥的寫作進行改革，提倡自然流暢內(nèi)容充實的風格，但并沒有改變用駢體寫作的慣例，相反，他們有的制誥還是非常精致的駢文，如元稹《許劉總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選非常嚴格的《唐宋文舉要》乙編（注：參見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乙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誥當時影響很大，白居易編成《白樸》，專門傳授制誥作法，人們“求訪寶重，過于《六典》”（注：元稹《酬樂天余思未盡加為六韻》，《元稹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策、判、制誥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體，也是那種富艷淺易的流行文風的主要載體，判要求用駢體來寫作，制誥自魏晉以來就經(jīng)過駢化，主要也是用駢體來寫作，策論是為了考查考生對政治問題的認識能力，但長期以來受時代寫作風氣的影響，考生在文字表述時，為了增強表達效果，經(jīng)常插入大段的駢句。元白在這些領(lǐng)域享有盛譽，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的這類文章有大量淺顯的駢句，或者干脆就是駢文，與時下流行文風相吻合，本身就構(gòu)成流行文風的一部分。
如果說策、判、制誥都是公文，元白在寫作時必須遵守當時的規(guī)則，他們這類文章表現(xiàn)出的富艷淺易的風格還有可能是出于對慣例的尊重，是一種被動的表現(xiàn)，那么他們另外一些較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體現(xiàn)寫作個性的文章就能夠充分地說明這種文風是否出于他們自覺自愿的選擇和追求。
讓我們先來考察白居易的情況，請看以下例子：
矧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huán)堵之室，不容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祭符離六兄文》）
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nèi)f狀，不可殫記。（《草堂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jié)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jié)，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養(yǎng)竹記》）
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決。弦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孰不生死？四海之內(nèi)，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為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祭元微之文》）
這些段落都是用淺顯的駢句來鋪陳，句式整齊，極少用典，一、三兩例甚至還采用了類似于民間歌謠中頂針的修辭手法。在白居易的散文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大段大段的駢句。以上四例，從寫作手段來看，分別是敘事、寫景、議論和抒情。從時間跨度來看，第一篇寫于貞元年間，中間兩篇寫于元和年間，最后一篇寫于大和年間，分別是白居易早、中、晚年的作品�？梢娺@種文風貫穿白居易一生，體現(xiàn)在他的創(chuàng)作整體中�！杜f唐書》評論白居易云：“文筆富艷，尤精于詩筆”，（注：《舊唐書·白居易傳》，中華書局點校本。）拈出富艷二字來形容白居易的風格，是非常準確的。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xiàn)在元稹的創(chuàng)作中�！墩d侄書》雖是主要以散體寫成，但其中穿插了許多駢句，如“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窘絕之家，其間半是乞丐羈游，以相給足”，“及今思之，上不能及烏鳥之報復，下不能減親戚之饑寒”，“吾自為御史來，效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志”等等。這些駢句非常簡單，句意顯豁，用典極少也極平常，穿插在散體中形成富艷的效果。
從以上所舉的駢句，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出元白文的平易特征。實際上，平易是元白文的整體風格，尤其表現(xiàn)在構(gòu)思和用字方面。從構(gòu)思方面來看，元白文立意淺顯明白，結(jié)構(gòu)清楚簡單。如白居易的《草堂記》先以草堂為中心，寫經(jīng)營草堂的經(jīng)過和草堂生活的舒適，然后推擴到草堂周圍的美景，最后發(fā)表適意知足的人生感慨。又如元稹《敘詩寄樂天書》，先回顧自己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然后敘述編纂詩集的原因，最后說明編纂去取的原則。這種構(gòu)思有自然平易的優(yōu)點，但有時不免顯得比較平弱。這與韓愈古文的特點正好相反。韓愈古文通過倒插、鋪墊、轉(zhuǎn)折等安排，顯得構(gòu)思新警，雖然有時不免費解、做作，但讀者在閱讀時的確能體會到那種“如赤手捕長蛇”（注：孫樵《與王霖秀才書》，《孫樵集》卷二，四部叢刊本。）般因險見能的審美愉悅。從用字來看，韓愈古文有時因喜歡用奇字重字而流于怪僻晦澀（注：詳細的分析見《韓愈散文的風格特征和他的文學好尚》。），而元
白文則避免了這種弊病，所用的字詞都是十分常見的，有時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如白居易《祭李侍郎文》“大開口笑，滿酌酒吃”，元稹《永福寺石壁法華經(jīng)記》“僧之徒誤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等句中的吃、名聲人等。
以上討論的都是比較私人化的文章，涉及的題材都不是那種重大嚴肅的社會題材，這些文章表現(xiàn)出的依然是那種富艷淺易的文風，這說明元白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這種文風是他們創(chuàng)作個性的真實體現(xiàn)。對于自己的這種文風，元白自身也有所體會，白居易《和答詩敘》云：“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指元�。┩P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富艷正是文繁的表現(xiàn)之一�？傊�，元白的散文受駢文的影響非常深，是當時流行文風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元白文歷史地位的變遷
元白的散文當時非常顯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誥、策論、判、律賦等都是士子們競相模仿的對象，引領(lǐng)一時的風氣，是文壇上重要的領(lǐng)袖人物。但也有人對他們頗有微辭。韓愈與元白同時，元白對韓愈都非常尊敬，但韓愈對元白散文的巨大影響卻不置一詞。韓愈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尤其鄙薄科場文體，他說：“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仆誠樂之，就求其術(shù)，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仆以為可無學而能，……聞吏部有博學弘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shù)，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推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yōu)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shù)月�！保ㄗⅲ骸洞鸫蘖⒅畷�，《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場文章出名，他們的策賦判等都是當時士子們模仿的范本。雖然韓愈寫此文時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對元白散文的態(tài)度就由此可知。高彥休《唐闕史》卷上載：“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于秘監(jiān)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值正郎（皇甫ｓｈí＠①）在坐，忽發(fā)怒曰：近舍某而遠征白，信獲ｙǐ＠②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栗，公婉辭敬謝之�！保ㄗⅲ焊邚┬荨短脐I史》卷上，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皇甫ｓｈí＠①是韓愈的弟子，他的態(tài)度反映了當時古文一派對元白文的態(tài)度。
但是古文運動在當時的影響并不大，他們對元白文的不滿并沒有改變?nèi)藗儗υ孜牡淖纺剑瑹o法消除元白文的影響。因此，五代時修撰的《舊唐書》仍對元白推崇無比，極盡贊揚之能事：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選之司。由是務爭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于屈宋，駕肩并擬于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qū)W《補亡》之句。咸欲緇銖《采葛》，糠秕《懷沙》。較麗澡于《碧雞》，斗新奇于《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弦，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tǒng)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gòu)而間以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于前，蘇李馳聲于前，或位升臺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于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jīng)，齷齪者局于宮商，放縱者流于鄭衛(wèi)，若品調(diào)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詞宗，先讓功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奧，盡治亂之根ｇáｉ＠③，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注：《舊唐書·白居易傳》，中華書局點校本。）
這段文字從人才選拔制度對文學的影響談起，認為元白的文學成就（包括散文和詩歌）遠邁往古，雄視一代，是元和文壇的盟主。還將元白與建安的曹劉和永明的沈謝并稱，認為他們都是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的關(guān)鍵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別強調(diào)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長，律度嚴謹，讓各種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賞。可見，文章是著眼于駢偶麗對，欣賞元白的富艷淺易。這固然是因為《舊唐書》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務是真實地記錄歷史，自然不會無視元白文在當時的影響。更主要的原因則是《舊唐書》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駢儷文風盛行的時代，他們深受時代文學風氣的影響，《舊唐書》的論贊就是用駢文寫成，（注：關(guān)于《舊唐書》的文學觀，參考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復古運動的消沉時期》第四節(jié)，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第三編《晚唐五代的文學批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對元白的極力推崇就是這種影響下的自然結(jié)果。
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來綺靡的駢文文風，引起人們的不滿，開始尋求變革，于是，古文再度復興，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復興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經(jīng)描述唐代古文運動的過程，極力突出韓愈的文學地位：“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數(shù)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于萬千人間，……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ｓｈí＠①、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輩數(shù)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數(shù)十子亦皆協(xié)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十數(shù)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眾，能起三數(shù)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渾之ｈàｏ＠④ｈàｏ＠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駕于兩漢者，吏部與數(shù)十子之力也�！保ㄗⅲ菏椤渡馅w先生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在《舊唐書》的作者看來，元白是文壇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韓愈才是文壇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領(lǐng)導下的參與者。
《新唐書》的主要編修者歐陽修是宋代古文復興的主要領(lǐng)導，宋祁也是古文的積極提倡者。他們對《舊唐書》非常不滿，認為：“衰世之士，氣卑力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保ㄗⅲ涸痢哆M唐書表》見《新唐書》書后附，中華書局點校本。）對元白散文的評價也不高，《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guī)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shù)千篇，當時士人爭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幾乎是照抄這段話。）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它文未稱是也�！倍咴u價略有矛盾，但對元白文的輕視是很明顯的�！段乃噦鳌沸蛘撌鎏莆闹另n愈“為一王法”時對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講到唐詩時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確立了對駢文的優(yōu)勢，元白文就再也沒有受到象《舊唐書》那樣的推崇。但具體的評價，也還有較大的差異。有的認為元白是韓柳古文運動的參與者和協(xié)助者，與石介的觀點相近，如謝采伯：“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緒，劉白繼其軌。”（注：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有的則認為元白與韓柳一樣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鄭獻甫：“韓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詩則不廢六朝之體。歐公文ｃ
ｈàｎ＠⑤五季之弊，而詩尚沿五季之風。彼豈不欲盡變？理固不能盡變也。文則安可如此乎？且詩不必有用，而文則不可無用。詩不可無格，而文則不容有格。唐人不盡為有用之文，亦不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韓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駢枝麗辭，小說雋語，其弊也雜。”（注：鄭獻甫《補學軒文集》甲集卷三，清咸豐刻本。）鄭氏也還是在承認韓文的正統(tǒng)地位的前提下來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還有些人對元白文比較評價較高，如劉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長慶間，觀其所論奏，莫不切當時務，詔誥、歌詞自成一家，非大手筆，曷臻是哉？”（注：《元氏長慶集原序》，《元稹集》附錄。）胡震亨也稱“樂天平生詩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這些評價要么人微言輕，要么過于簡略，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也有人對元白文極力詆毀，如王正德《余師錄》卷三引李樸之言云：“吾嘗論唐之文章，下韓退之為柳子厚，下柳子厚為劉夢得，下劉夢得為杜牧，下杜牧為李翱、皇甫ｓｈí＠①，最下者為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zhì)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ｈú＠⑥�！保ㄗⅲ和跽隆队鄮熶洝肪砣_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種批評對元白文藝術(shù)特征的認識完全錯誤，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內(nèi)容，所用的詞語讓人想起李戡對元白詩歌的抨擊。（注：杜牧《唐故平盧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全唐文》卷七五五，中華書局1983年版。）
這些評論雖然存在較大差別，但都遠不及《舊唐書》對元白文的推崇，則無疑是一致的。其實，元白文歷史地位的大幅度跌落，還不僅表現(xiàn)在這些形諸文字的評論上，而更表現(xiàn)在那些不形諸文字的忽視上，如前面提到的《新唐書·文藝傳》序，提出唐代散文“三變”，“為一王法”等觀點，影響非常深遠，但對元白文卻熟視無睹。自宋代以后，詩文評、總集提到元白文的也少而又少。
三 元白文歷史地位變遷的原因
從競相模仿到無人問津，從主盟一代文壇到默默無聞，元白及其文章在文學史上地位的下降無疑是巨大的。這是一個文學接受史上非常值得探討的現(xiàn)象。文學接受行為包括讀者和本文兩個主要方面。我們就從這兩個方面來分析元白文歷史地位的變遷。
讀者對本文的接受主要決定于他的期待視野。所謂期待視野，是指由接受主體或主體間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創(chuàng)造的預期結(jié)構(gòu)，它包括理解的起點及其背后的歷史與傳統(tǒng)文化背景等內(nèi)容。期待視野并不是固定的，而是處在不斷的建立和更新中。文學作品在歷史行程中的升降就是取決于不同時代讀者期待視野的變化。
元白文歷史地位的變遷正反映了期待視野的更新和重建，與當時駢古文的嬗替和古文文統(tǒng)的建立密切相關(guān)。從元白的時代到五代，是富艷淺易的駢文風行的時代，由于元白文最能體現(xiàn)這種文風，因此，它受到了人們的廣泛歡迎和高度評價，成為士子們競相摹仿的范本。但是，隨著古文逐漸取代駢文以及古文文統(tǒng)的確立，古文成為讀者期待視野的中心，富艷淺易的駢文淡出，于是，元白文的歷史地位就大幅度地下滑。元白文的下降過程，與韓愈古文的上升過程正好同步。
在韓愈的生前，柳宗元、李翱、皇甫ｓｈí＠①對他的散文非常贊賞，但這并不能說明韓文在當時的影響，因為這些人不是他的學生，就是他的朋友。而當時文界政界都有很大影響的裴度就曾批評韓愈、李翱的古文，（注：裴度《寄李翱書》，《全唐文》卷五三八。）《舊唐書·韓愈傳》：“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后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孔孟之旨�！焙笪挠衷唬骸绊n李二文公，于陵遲之末，惶惶仁義，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痹u價遠遜于元白，對韓文的成就與影響都有所保留。在五代，駢儷文風盛行，韓文頗遭冷落，只有牛希濟等極少數(shù)人對它還比較重視。
晚唐五代的綺靡文風引起人們的反感，于是，人們開始謀求變革，古文日益受到重視。柳開、姚鉉、穆修、石介等起而倡之，極力推崇韓愈，石介著《尊韓》，宣稱：“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shù)年，復有吏部。”（注：石介《尊韓》，《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七。）他們的呼吁雖然尚未徹底扭轉(zhuǎn)文壇風氣，卻使尊韓成為一個時代明確的共同意識。
歐陽修是宋代古文復興的關(guān)鍵人物，他不僅大力提倡古文，寫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而且利用自己一代文宗的地位團結(jié)了許多人，形成浩大的聲勢，從而確立了古文的正統(tǒng)地位。歐陽修對韓愈的嗜好利祿等方面略有微辭，但對韓文則敬仰無比，視為寫作的范本，他自覺繼承韓愈的文統(tǒng)，一直以當代的韓愈自期，后人也常將韓歐并稱。因此，主要由他和另一位古文家宋祁編撰的《新唐書》在韓愈本傳和《文藝傳》中對韓愈都極力頌揚。幾乎與文學史上的尊韓運動同時，理學家們也開始尊韓，建立了自孔孟至韓愈的道統(tǒng)。蘇軾順應時代潮流，從文與道兩方面立論，贊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保ㄗⅲ骸冻敝蓓n文公廟碑》，《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文統(tǒng)與道統(tǒng)相濟，以韓愈為核心的古文文統(tǒng)就這樣牢固地建立起來，于是韓文的地位凜然不可侵犯。
回顧韓文的接受史，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從中唐到北宋中葉，元白文的下降和韓文的上升正好形成非常明顯的逆向運動，與他們各自代表的駢古文的升降正相符合。在此后幾百年中，古文的正統(tǒng)地位一直非常牢固。在這種以古文為中心的期待視野的影響下，元白文一直受到人們的忽視，只能在以古文文統(tǒng)為中心的認知框架下，獲得自己的地位。直到五四時期，人們極力破壞舊的道統(tǒng)，建設(shè)新文化。同時，又提倡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隨著以白話文為中心的新的期待視野的建立，對元白文評價開始轉(zhuǎn)變。如錢基博認為：“白居易之文，不廢排比，而出以坦迤，陸贄之支流乎？元稹之筆，力躋遒古，而出之峻重，韓愈之別子也。”（注：錢基博《中國文學史》第418頁，中華書局1996年版。）錢先生著眼于元白的差異，認為白文坦易，元文遒古，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的。雖然認為元稹是韓愈之別子，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而且過度夸大了元白的差異，但他指出白文與陸贄的密切關(guān)系，這則是千古未見的卓識。陳寅恪認為：“當時致力古文。而思有所變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當時主張復古之健者。不過宗尚稍不同，影響亦因之有別，后來遂淹沒不顯耳�！保ㄗⅲ宏愐 蹲x鶯鶯傳》，《元白詩箋證稿》第117頁，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陳先生將元白也劃為古文派，顯然是沒有注意到元白大量的駢文。但他指出元白文是元和文壇的宗主，是與韓柳宗尚不同的文派，則是非常正確的。錢、陳兩位先生的觀點受古文文統(tǒng)的影響很明顯，但他們對舊說的突破也是同樣明顯的。
當然，影響讀者接受元白文還有些其他因素，如元白的詩歌成就非常高，掩蓋了他們散文的成就�！杜f唐書·白居易》就稱白居易“文筆富艷，尤精于詩筆�！薄缎绿茣肪透M一步認為元白“最長于詩，它文未稱是也�！边@樣就容易形成認識上的定勢，認為元白文并不重要。另外，《四庫全書總目》介紹《舊唐書》時云：”自宋嘉ｙòｕ＠⑦后，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埃ㄗⅲ杭o昀《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六《舊唐書》，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據(jù)此，則《新唐書》比《舊唐書》流傳更廣，影響更大，元白不擅長散文的
觀點影響也就更大。但是，期待視野的更新變化無疑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是文學接受行為的另一主要方面。元白文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它的歷史命運。仔細分析記載元白文在當時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史料，就會發(fā)現(xiàn)元白在當時受到重視的文章主要是策賦判制誥奏狀等文體。制誥、奏議都是公文，必須嚴格遵守等級秩序和有關(guān)公式，拘束太多，難以充分發(fā)揮才情，而且應用性、時效性極強，當時過境遷，就難以喚起讀者的共鳴。策賦判等都是考試應用文體，元白的這類文章最符合當時的審美風氣，因此士子們趨之若鶩。但是，賦判后來都不再列為考試文體。策論的評判標準也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所以，元白的這類文章就很難再吸引人們。從元白文的思想內(nèi)容來看，雖然也有些地方符合正統(tǒng)思想，如白居易《策林》中提倡仁政，元稹《教本書》對皇儲教育的重視等，但是這些都只是老生常談，沒有什么創(chuàng)見。而且元白文還有許多違反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地方，如白居易為和尚寫了很多碑銘、塔記、經(jīng)幢記等作品，其中大力宣揚佛教，《醉吟先生傳》《池上篇序》等宣揚及時行樂，對封建秩序有一定的破壞。元稹依附宦官，人品頗受非議，《鶯鶯傳》對男女戀愛的描寫，也違背封建禮教。因此，元白文的思想內(nèi)容決定了它們在封建時代，難以受重視。劉師培分析韓文在后代受重視地原因時，指出其中重要一點是：“兩宋鴻儒，喜言道學，而昌黎所學，適與相符，遂目為文能載道，既宗其道，復法其文。韓文如《原道》《原性》諸作，以及李習之《復性書》，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閑圣道、辟異端之功，歸之昌黎。”（注：《論文雜記》一一，《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第238頁，陳引馳編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明乎此，則元白文不被人們重視則是必然。從藝術(shù)成就上來說，元白文存在明顯的缺陷。且不提公文和考試文體，單看元白文學性較強的散文。元白都有一些非常優(yōu)秀的文學散文，如白居易《醉吟先生傳》《廬山草堂記》《江州司馬廳壁記》，元稹《誨侄書》《唐故萬州刺史劉君墓志銘》《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等，各有特色，藝術(shù)成就都很高，充分體現(xiàn)了元白的才華。但遺憾的是，這類作品太少。元白的大部分散文立意尋常，結(jié)構(gòu)簡單，語言淺易，少曲折，少波瀾，這些固然不是什么錯誤，但讀多了就會覺得乏味，難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總之，元白文最大的問題就是文風比較平，即使是他們的優(yōu)秀作品也多少存在這個問題，不及韓文那樣新警變化，藝術(shù)成就的確在韓文之下。從這個角度來說，歷史的選擇是公平的。
一部文學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文學接受史。考察元白文歷史評價的變遷及其原因，給我們很多啟示。一部文學作品必須有獨立的美學價值，才能最終被接受，確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果主要是依靠某些外在原因而存在，即使能顯赫一時，但肯定無法傳之久遠。對于接受者來說，任何一種認識視角都有局限，因此，我們在描述文學史的發(fā)展時，應當注意反思自身認識的盲點和誤區(qū)。無論對元白文的價值判斷如何，將他們完全排除在我們的視野之外都是不應該的。因為它們在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巨大的影響，是一個時代文風的代表，是文學史發(fā)展序列中真實存在過的重要一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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