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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演義》原編撰者及有關問題
古代小說《三國志演義》（注：羅貫中此書原名究竟叫什么？今見諸明刻本卷端除附加“按鑒”、“精鐫”等許多詞語外，書名或題“三國志傳”，或題“三國志通俗演義”，或題“三國志”，或題“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等等。考小說史，其書名乃依傍陳壽《三國志》而來。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誠德堂熊清波本有《序》亦曰：“《三國志》一書，創(chuàng)自陳壽，……羅貫中氏又編為通俗演義，使之明白易曉，而愚夫俗士，亦庶幾知所講讀焉”云。故知羅氏原著書名無疑不叫“三國演義”，今姑通稱而謂之《三國志演義》，以俟后考。拙作《羅貫中原著書名非“三國演義”辨》（載《文史知識》1995年第5期）已敘說之，可參見。）早期刻本很多，諸明本的書名題署各有異同，先后參與整理者也甚夥，而其原本為羅貫中所編撰，則成為學術界大多數(shù)人的共識。一
近年來，有的學者以為《三國志演義》編撰者不是羅貫中，因為這部小說的某些明代“梓行”本（如黃正甫本）并未署作者姓名，而這黃正甫本卻被認為是最早的刻本。因此，問題的澄清還須從版本談起（按：關于黃正甫本的詳細討論擬另具文，此處只對涉至原編撰者與相關的問題略作旁及而已）。
眾所周知，《三國志演義》成書后，長期一直以抄本形式流傳。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庸愚子（金華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說：“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庇终f：“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焙胫纹吣甏诵蛑惶帷爸`錄”傳抄，不及當時有刊刻之事。到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關于修髯子（關西張尚德）《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乃托稱有客請求刊刻，以傳“四方”，于是才有了刻本。這應該是可以相信的事（注：今人沈津先生認為此前或有刻本。他在上海圖書館所藏明周顯宗刻本《陶淵明集》上，發(fā)現(xiàn)改裝用的襯紙中有《三國志演義》殘葉，謂據(jù)殘葉“襯紙的字體、紙張、文字等進行鑒定，此種刻本應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間。查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不載此刻之行款，當另一新版本也�！币姟段墨I》季刊1990年第2期第200頁。 陳按：1989年10月在滬開會時，當月20日曾專往觀看該殘葉。所見此刻確為未著錄的早期明刊本，半葉12行，行22字。但其年代的最后鑒別，尚待進一步的充足證據(jù)，故而暫時未敢茍引。況且，今見之所謂“嘉靖元年本”（即“人文影本”的底本）并非此年刊印。其真實的刻書時間還需要重新確定。當然，真正的嘉靖元年本也有待查找。至于嘉靖元年前的刊刻問題，并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但要等真實可靠的發(fā)現(xiàn)來作結論，目前只好暫從修髯子（張尚德）《引》之說。）。
不過，今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下稱“人文影本”），雖然學術界普遍認為其底本是明嘉靖元年壬午張尚德刊刻的，但是事實上未必如此。從同系統(tǒng)的夏振宇刊本（注：夏振宇本的板心刻“官板三國傳”，可見其母本為官版，盡管分卷不同，正文與注也有所加工，且有不少錯誤，但是從總體來看，夏本與“人文影本”有許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包括誤文誤注），而且其卷首也有明嘉靖壬子（午）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等。夏本的祖本當是嘉靖元年張尚德“小書莊”刻本（或其底本），與“人文影本”的母本（或祖本）同出于一源，只是各自在歷次翻刻過程中又進行了不同的整理和修飾。因此，通過夏本當可窺探嘉靖元年張尚德原本的某些面貌。）來看，盡管夏本晚出而且有許多加工整理，卻也保存了嘉靖元年原刊的某些文字。下面僅舉數(shù)例以略說之。例一，“人文影本”底本有脫文。如卷首庸愚子《序》，夏本寫“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讀到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边@里有兩個“讀到”，乃正是原文駢體對句的提示需要。但“人文影本”此處缺失后一個“讀到”，顯然是其底本刊落的緣故。又如夏本此《序》分析曹、孫、劉三家時，指出孫權父子“虎視江東，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瞞可議。”接著說劉備“君臣契合，輔成大業(yè)”。這里其實也是評說三家的用人，以為劉備“君臣契合”乃最上，孫權“得人”的“立心操行”為其次，曹操則又無可與孫權相比。前后呼應，意思層次分明。但是，“人文影本”卻刊落“立心操行”四字，那末東吳孫氏所用人之“得”便隱然不顯，也模糊了三家“得人”的差別，此當非嘉靖元年本的原來面貌。例二，“人文影本”底本有誤字，夏本可正之。如夏本修髯子《引》，謂此書“簡帙浩瀚，繕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薄翱槺尽�，即抄本�！逗鬂h書》卷八十四《董祀妻傳》載曹操問蔡邕遺書，邕女琰因書已流失，“罔有存者”，乃憑“誦憶”而“繕書送之，文無遺誤”。“繕書”，即抄寫所成本也。按因《三國志演義》“簡帙浩瀚”，此前只有“謄錄”相傳而抄寫工作繁重，所以這里才說“繕本甚艱”。然而，“人文影本”此《引》“繕本”作“善本”，非也。通常所謂“善本”乃指珍貴難得的版本，雖然也包含有抄本在內(nèi)，但是當時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明嘉靖元年此《引》不可能稱其近代小說為“善本”，故知此處當以夏本為是。例三，“人文影本”底本經(jīng)過文字修飾，刪除了一些“忌諱”性的細節(jié)描寫，而其母本（或祖本）某些文字則從夏本中可以看得到。如夏本所保留對關羽、諸葛亮的一些微詞，當為未加修飾的祖本原有，但不見于“人文影本”。又如“人文影本”寫曹操得冀州后，“操自統(tǒng)大軍征袁譚，直抵平原。譚料非敵，遂棄平原，走保南皮�！倍谋驹凇爸钡制皆迸c“譚料非敵”之間，還有一段約十二行近三百個較為樸實的文字，描寫袁譚向劉表求救，表聽劉備“只宜養(yǎng)兵自守，彼雖求援，切莫妄動”之計，遂貽書拒絕。如果說劉備在白門樓落井下石，是因為呂布曾經(jīng)搶奪過他的地盤，其負“射戟”之恩似尚為情理中事。但是，袁譚既與他并無嫌隙，而又在他窮途匹馬來投時，還曾親自迎奉而待之為上賓。袁譚有大難，劉備理應設法救援，今卻反而阻止劉表出兵，其行為實在鄙劣。這種有損于劉備形象的描寫，在尊劉貶曹傾向日益強化的情況下，后出的夏本是不可能擅自增添的，而當是保存原本之所有。例四，“人文影本”底本的正文又有挖改的明顯痕跡，當非原本所為。如夏本寫魯肅過江邀孔明，說：“孔明之兄為江東參謀官，望公既久，……愿請公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這里魯肅直呼之“孔明”。但是“人文影本”的底本此處進行了挖改，將“孔明”二字改作“賢公”，殊不知通檢全書并無稱謂孔明作“賢公”之詞語。這里的挖改，顯然不是因為校正文字的需要，實亦乃為尊劉而敬重孔明之緣故（注：《三國志演義》寫孔明被稱為“大賢”、“公”等，“人文影本”的底本經(jīng)過挖改而合稱之為“賢公”。但“賢公”之謂，亦不見于尚保存對孔明有某些微詞的夏本等。）。如此等等，可見“人文影本”及其底本并不是明嘉靖元年張尚德“小書莊”的原刊本。如果把“人文影本”當作嘉靖元年原本，并以此為坐標來判斷、分析或研究《三國志演義》的版本及其年代問題，所作的結論無疑將不會是十分可靠的。況且，經(jīng)過了漫長歲月的傳抄以及后來諸多的增改刊刻，《三國志演義》的版本問題已變得十分復雜，而且依據(jù)刊刻的先后有時也還并不足成為證明其對原書接近程度的唯一標尺。
今有學者認為，黃正甫本是刻于明嘉靖元年（甚至是弘治十三年）以前的最早刊本，此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羅貫中
是《三國志演義》的原編撰者。誠然，屬于“三國志傳”系統(tǒng)的黃正甫本中的某些文字，應該說仍保存其祖本面貌而可能比較接近于羅貫中的原書。所以，拙著《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曾將此本與“人文影本”有關諸葛亮形象的描寫進行了比照。不過，我至今仍然還認為此本刊刻時間晚于“人文影本”的底本，孫楷第先生據(jù)序末題署而確定為“明天啟間”刊的說法，還當是可信的。今僅就有關問題作如下簡述，并向方家請教。
首先，從刊行者其人的年里與刻書活動來看。（一）黃正甫鄉(xiāng)里。此本卷端題“書林黃正甫梓行”，全書卷末木記又作“閩芝城潭邑藝〔書〕林黃正甫刊行”�？姓邽辄S正甫，是學術界確認而沒有爭議的事實。按《明史》卷四十五載，建寧府下轄建陽縣。據(jù)明清地方志記述，“芝城”即建寧府的別稱，“潭邑”則為建陽縣，此“書林”乃特指建陽縣崇化里書林地方（注：芝城，據(jù)清康熙《建寧府志》載，因府城南有紫芝山（古代產(chǎn)紫芝）而得名�！疤兑亍保ɑ蛴肿鳌疤蛾枴保魅f歷《建陽縣志》載：“建陽縣古有大潭城。閩粵王無諸筑城于上，以拒漢。下瞰大溪，潭水泓澄，故以名焉�！睍郑綇〾邸督杽⑹峡虝肌罚ㄉ希┱f：“在建本中，凡出現(xiàn)‘書林’二字，均指崇化書林”。又說：“建陽崇化里村外歌樂山上，歷史上曾有一座書林門，門的上方即大書‘書林門’三字，系出入書林的古驛道的必經(jīng)之地�！保ㄒ姟段墨I》季刊1988年第2期第208頁））。明代當?shù)刂虝兰�，如余氏刊本等亦多自題“閩書林”、“閩建書林”、“建邑書林”、“書林”云云。由此可見，黃正甫乃是福建建寧府建陽縣崇化里書林（今書坊鄉(xiāng)）人，其所刻的是明代數(shù)量甚多的閩建本《三國志傳》中之一種。
�。ǘ┲饕沂琅c生活年代。南宋理學家黃ｇàｎ＠①（朱熹弟子、女婿）曾寓建陽，有子遂定居于此。據(jù)清刻《敕建潭溪書院黃氏宗譜》記載，其后裔黃尚問(1299～1383)入贅至崇化里，黃正甫（名一鶚）即尚問之十世孫。
此《宗譜》又載：一鶚（即正甫）父名黃世茂。“世茂公之子，諱一鶚，字正甫。妣江氏成女。生卒俱失考……生子三：國榮、國堂、國丙�！笔烂杏凶狱S一方，即正甫胞兄。此譜又云：“一方公長子，諱國聘，邑庠生。萬歷十三年乙酉九月初五日（生），歿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初十日�！保ㄗⅲ阂姺綇〾畚模ā段墨I》季刊1989年第3期第241頁）及其惠函。）今依當時一般民間習俗來推算，男子年十八娶親，約二十歲前后得長子，那末由黃國聘生于明萬歷十三年(1585)上推，黃一方則當約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后出生。黃正甫在《宗譜》排名上，是黃一方緊鄰相接的胞弟，如果他比其兄少三至五歲或稍后些，則約當生于明隆慶三至五年(1569～1571)或稍后。按明隆慶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黃正甫主要活動年代大約在明萬歷、天啟期間。這也許離事實并不會太遠（尚可參見下文）。至于說黃正甫大約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即他出生前約七十年左右，便已經(jīng)“梓行”這部《三國志傳》，就令人難以置信了。
（三）刻書活動。黃正甫刊本除《三國志傳》外，今所知見的還有刊行于明萬歷年間的其他通俗暢銷書。
《興賢日記故事》四卷，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1611)刊，現(xiàn)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nèi)閣文庫。卷一端題“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注釋便覽興賢日記故事”，“洪都詹應竹校正”，“書林黃正甫梓行”。書末有木記題“萬歷辛亥孟夏月／書林黃正甫繡梓”（注：關于《興賢日記故事》一書，承蒙日本新ｘì＠②大學副教授中川諭博士協(xié)助調(diào)查并寄來書影，謹此致謝。）。
《二十四孝日記故事》一卷，現(xiàn)亦藏日本內(nèi)閣文庫。卷端題“鍥便蒙二十四孝日記故事”。此書上圖下文，每半葉有兩則行孝故事，全書六葉共二十四則君臣行孝故事。此書與《興賢日記故事》合為一冊（其編葉：前《二十四孝日記故事》，從第一葉始至第六葉；后為《興賢日記故事》，從第七葉始至書末（注：關于《二十四孝日記故事》，參見福建省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學者方彥壽先生、日本學者中川諭博士等惠函及日本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惠贈的書影。對于以上學者的盛情支持，深表謝意。）。陳按：以上兩種同時合編入此叢刻本，俱為黃正甫所刊。故日本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一文錄載作：《鍥便蒙二十四孝日記故事》，“萬歷辛亥（三十九年）‘書林黃正甫繡梓’”。
《精選古今詩詞筵席爭奇》三卷，“明萬歷書林黃正甫”刊，見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卷一著錄。按當時此類爭奇體裁作品十分風行，如明萬歷、天啟間建陽書林余氏萃慶堂就刻有當代作家鄧志謨的六種“爭奇”各三卷：《花鳥爭奇》、《山水爭奇》、《風月爭奇》、《童婉爭奇》（有天啟四年序）、《蔬果爭奇》（有天啟四年序）、《梅雪爭奇》（注：鄧志謨，名靈，號景南，別號竹溪散人、亦號百拙生。今人孫一珍說他“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卒于天啟四年(1624)以后”，是“在萬歷和天啟年間多產(chǎn)的作家”（見《中國通俗小說家評傳》第72、78頁）。鄧志謨著述頗豐，有小說、戲曲、“爭奇”系列作品，以及通俗日用類書等數(shù)十種。余泗泉萃慶堂刻其書最多。但是鄧志謨作品，今多流失國外。據(jù)金文京教授《晚明小說類作家鄧志謨生平初探》說，鄧志謨六種“爭奇”作品都為余氏萃慶堂刻，余刻本現(xiàn)藏日本內(nèi)閣文庫五種、龍谷大學一種。除此之外，所見《山水爭奇》三卷，尚有明天啟間清白堂刻本，存“康生”藏書印。
此外，另《茶酒爭奇》二卷，天馬山人（朱永昌）撰，明天啟四年(1624)甲子清白堂刻本，亦有“康生”藏書印。
由上可見，明萬歷、天啟間“爭奇”體作品風行一時，黃正甫書坊刊刻《筵席爭奇》是毫不為怪的。）。其《山水爭奇》三卷，還有明天啟間建陽書林楊氏清白堂刻本。黃正甫所刻《筵席爭奇》當也是時尚暢銷書。
由上可見，黃正甫其人主要生活年代及其刻書活動都是在晚明時期。
其次，再從黃正甫所“梓行”的《三國志傳》來看。
此書乃孤本，今僅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圖）。據(jù)原北平圖書館舊卡記錄：“《三國志傳》二十卷八冊，明書林黃正甫刻本。購訂處：邃雅齋（北平琉璃廠）購。收到日期：（民國）24（1935年）／3（月）／11（日）”。是1935年原北圖從琉璃廠書肆購得的。所見八冊乃金鑲玉重裝本，入藏前當已為之。有學者說：“黃正甫刊本的封面、敘、目錄是天啟年間重印時補配的”；而正文是“今見”之“最早刻本”（見《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即正文比“敘”、“目錄”早，其“刊刻時間大約應當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見《〈三國演義〉的作者真的是羅貫中嗎？》）。因此，對于這些問題應該進行必要的探討。
�。ㄒ唬╆P于正文。從各卷卷端所刻的書名來看，此本首卷端題“新刻考訂按鑒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第七卷同，第二卷只缺“全像”二字、第八卷“新刻”作“新鐫”二字）；然而，第三卷端題“新刻京本按鑒考訂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其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卷端題都同第三卷。此書共十六卷卷端刊刻有“京本”二字，全二十卷卷端都題“新刻”、“考訂”等字樣。何謂“京本”？鄭振鐸先生說：明代閩地書鋪，“凡翻刻南京、北京書，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來源，有別杜撰”（見《西諦書話》第60頁）。可見黃正
甫是據(jù)“京本”（這里當指南京刻本）翻刻的，當然也不排除他利用先前已翻刻“京本”而成的部份舊板來印行，無論屬于哪種情形，都是曾經(jīng)加過工（所謂“考訂”、“按鑒”等）的“新刻”。既然有“京本”在先，黃正甫本就絕不是什么“最早刻本”，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以為“新刻”、“京本”云云是一種商業(yè)宣傳手段，那末這種宣傳的本身，無疑也透露出當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三國志傳》眾本紛呈而黃正甫本并不“最早”的消息。
今見黃正甫本正文的一些文字，未必都能算得上“最早”。以其卷之二《曹操興兵報父仇》段對曹操在兗州招納賢士的描寫為例，來與余象斗雙峰堂刻本《批評三國志傳》（下簡稱“余本”）相比照，不難發(fā)現(xiàn)其多處文字是經(jīng)過改易的。(1)“余本”寫郭嘉推薦劉曄，說他“十三歲與母報仇，殺仇人頭拜墓；二十馀歲在揚州席上砍殺剛強鄭寶，名聞淮海�！倍S正甫本則刪去殺人之事，并把劉曄從“光武嫡派子孫”改為“光武宗派”�！坝啾尽睂戃鳎矗愧弁扑]程昱時，說他“身長八尺三寸，美須髯，眉清目秀”，黃正甫本也加刪除。這些是因為強化尊劉貶曹傾向的需要。(2)“余本”寫曹操訪請程昱，“遣人于鄉(xiāng)中根問，果得消息于山中讀書”；黃正甫本改寫作“操遣人于鄉(xiāng)中訪問，在山中讀書”。又，“余本”寫夏侯ｄūｎ＠④推薦典韋時，對曹操談其發(fā)現(xiàn)典韋的經(jīng)過：“某（ｄūｎ＠④自稱）于中山射獵，見一大漢逐虎過澗，問之即典韋也，收在軍中久矣。”而黃正甫本改作“ｄūｎ＠④于山中射獵，見此人逐虎過澗，收在軍中久矣。”顯然，黃正甫本的這些文字經(jīng)過了改易，盡失其本色；而且將“根問”改作“訪問”，將“一大漢”改作“此人”等等，使活生生的口語變成僵硬的書面語。(3)“余本”寫曹操招納人才，在列舉四位謀士姓名后，謂“更有五十七人不錄”；接著又列出“文武兼全”者、“武將”名單，隨即說“多有部下之人，不及錄亦多。部有精兵三十萬�！秉S正甫本保留了“余本”前句“更有五十七人不錄”的文字，卻將后句“多有部下之人，不及錄亦多”等大加刪改。經(jīng)過一番修飭，黃正甫本的文字確實是簡潔多了，但留下的斧鑿痕跡也十分明顯。從這些描寫中可以看到，黃正甫本的某些文字不可能比“余本”更早，而“余本”刊刻的確切時間是在明萬歷二十年(1592)。
�。ǘ╆P于“敘”、“目錄”等正文卷前文字與所謂“封面”問題。單就字體而言，很難斷定這些卷首資料與正文刊刻時間的前后。因為一家書坊不會只有一個刻工，而一個職業(yè)刻手也不會只熟悉一種字體。同期刻印的正文，可能有時與卷首資料的字體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如要對這個問題作鑒別，還需再從其他方面來探索。
黃正甫本卷首目錄的段數(shù)與段目，與正文互有異同。(1)黃正甫本二十卷，每卷十二段，所以卷首《目錄》末云：“首尾共計二百四十段”。但是，除了缺葉外，今所見正文失刻了四則段目，實只存二百三十六段。即卷之二缺刻原第七段段目（按卷首《目錄》此段作《李催［ｊｕé＠⑤］郭＠⑥［汜］殺樊稠》�！坝啾尽�、喬山堂本同黃正甫本的卷首目錄。下凡如此，俱簡作：“同某本”），卷之五缺刻原第十二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烏巢燒糧草》，同“余本”、喬山堂本），卷之十二缺刻原第五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試神卜管輅》，同“余本”），卷之十九缺刻原第十段段目（按卷首作《姜維祁山戰(zhàn)鄧艾》，同“余本”、喬山堂本）。黃正甫本正文雖然不刻這些段目，但是其內(nèi)容與文字依然保留，而且描繪這些故事的上圖也照刻不誤。今見這些故事圖，依次為：“李ｊｕé＠⑤席上計斬樊稠”（卷一）、“曹軍燒紹烏巢糧草”（卷五）、“操令管輅卜左慈事”（卷十二）、“司馬望救鄧艾出陣”（卷十九）。足見這些卷首目錄是正確無誤的，而恰恰只是正文應有的這些段目漏刻了，卻并非原本（或祖本）正文就是如此。(2)卷首段目文字與正文不盡一致，在明閩建刻本中是并不罕見的。黃正甫本有這種情形，其他建本也都不乏其例。如“余本”卷八正文段目《諸葛亮計伏周瑜》，而卷首作《孔明智伏周瑜》；湯賓尹校本《三國志傳》（下稱“湯本”）卷二十正文段目《司馬炎復奪受禪臺》，而卷首作《□□□［司馬炎］復受魏禪》；喬山堂本《三國志傳》（下稱喬山堂本）卷二正文段目《劉玄德北海解圍》，而卷首作《劉表［備］北海解圍》等等。至于黃正甫本卷九正文段目《趙云智取桂郡》、《黃忠魏延獻長沙》，而卷首作《子龍翼德各得郡》、《關索荊州認父》；卷十二正文段目《瓦口關張飛戰(zhàn)張ｈé＠⑦》，而卷首作《張飛關索取閬中》，這是因為正文刪改了關索故事而另題段目的結果。其實，這種情況全同于喬山堂本，而喬山堂本刊刻于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或萬歷四十七年(1619)，比明天啟三年(1623)才出現(xiàn)的黃正甫本要早許些年頭。這里還應該附帶地指出，喬山堂本的卷首目錄存有卷十二之段目《曹操試神卜管輅》，正文刪去此段目（黃正甫本同），并將此段正文緊接于上段末（黃正甫本與之大體相同），只不過喬山堂本正文刪去描寫管輅的文字比黃正甫本要多得多，故其卷首似已完全沒有必要保存此段目。盡管如此，至今還沒有學者提出喬山堂本的卷首文字要比正文晚刻的看法。因為這些并不能用以證明正文與目錄之間刊刻的先后。
黃正甫本卷首《目錄》之前有癸亥（即天啟三年）博古生《敘》，其后有《君臣姓氏附錄》。正文有些錯字，《君臣姓氏》中也可以找得到。如卷二寫夏侯ｄūｎ＠④推薦典韋時，曾說：“此人乃陳留巴吾人也”；《君臣姓氏》之魏國臣紀也載：典韋，“陳留巴吾人。”其實，“巴吾”乃為“己吾”之誤。按陳壽《三國志》卷十八本傳載：“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又，《后漢書志·郡國三》亦記陳留郡下有“己吾”縣。可見正文與《君臣姓氏》都一起錯了。又如黃正甫本往往將“阿”字誤作“河”。正文卷二寫曹操“留荀ｙù＠③、程昱領軍三萬，守鄄城、范縣、東河三縣”；《君臣姓氏》之魏國臣紀亦謂程昱“東河人”。但據(jù)《三國志》卷十四、《后漢書》，“東河”俱為“東阿”之誤（“東阿”，時屬兗州東郡）。正文卷三寫孫策移家屬于“曲河”并曾以“曲河”為據(jù)點，此“曲河”即“曲阿”。黃正甫本正文錯誤與卷首《君臣姓氏》之如此劃一，也難以令人相信正文與卷首刊刻時間距離竟達一百二十多年之久。
至于說到黃正甫本的“封面”，更令人十分驚訝。因為今見此書根本沒有封面。所謂古籍的“封面”，劉國鈞先生《中國書史簡編》說：“書的起首處總有題著本書名稱的一葉，現(xiàn)在稱為書名頁，從前稱為封面葉或內(nèi)封面�，F(xiàn)在稱為封面的一頁，從前稱為書皮或護封，是不計算在全書之內(nèi)的�！薄皣鴪D”入藏的此書已缺失封面葉，所見題有“三國演義二十卷 明書林黃／正甫刊本”字樣的外葉，其實就是書皮（即俗稱“書衣”）。上文已經(jīng)說到，“國圖”所藏此書乃是民國年間金鑲玉重裝本。今見原書葉內(nèi)，已加有稍大于原寬長尺寸的襯紙。此書皮大小尺寸俱同于襯紙，再從其紙質(zhì)與色澤來看，書皮紙也當產(chǎn)于民國時（最早不過于清末）而不可能到明代后期。所見書皮是民國間重裝時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明天啟三年的原物；況且書皮上的字樣也并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裝后用墨筆添寫上去的。因此，將民國年間重裝時所加的書皮當作明天啟三年之物，并用以為刊刻時間先後的例證，實在可以說是牛頭不對馬嘴，絲毫不能說明問題。
綜上所述，黃正甫本盡管有一些文字比較接近《三國志演義》原著，但它刊行于明天啟間而絕不是什么“最早刻本”，
這當是無可變更的事實。晚明時期，在《三國志演義》被大量刻印的情況下，人們既已熟知其原編撰者是誰，而省刻羅貫中的名字是不足為怪的，并不一定是要對其著作權提出挑戰(zhàn)，更何況黃正甫本又沒有對作者問題提出新說法。后來的毛本《三國志演義》也出現(xiàn)了這種情況。今見最早的毛評本是清康熙十八年刊出的《四大奇書第一種》，亦不署原編撰者姓名（后來的毛本都如此），此時批評者毛宗崗本人尚還在世。其實毛宗崗并非不知道。早在康熙初年，他曾協(xié)助瞽目的父親毛綸評《琵琶記》而成《第七才子書》，并在其代父執(zhí)筆的《總論》中說：“昔羅貫中先生作《通俗三國志》一百二十卷，其記事之妙，不讓史遷，卻被村學究改壞，予甚惜之�！庇终f：“予因嘆高東嘉《琵琶記》與羅貫中《三國志》皆絕世妙文，予皆批之”云云（注：引文見清成裕堂刊本《第七才子書》卷首。有關毛評本，可參見拙作《毛宗崗的生平與〈三國志演義〉毛評本的金圣嘆序問題》。）�？梢娒趰彶⒎欠裾J羅貫中的著作權，而只是忽略了原編撰者的署名權。黃正甫本亦當如此。所以，在著作權觀念十分薄弱的古代，尤其是對流傳已久而群眾熟知的小說作品，書坊有時省刻其原編撰者的姓名，當時人們對此是不難理解的。
二
明代的記載屢屢不絕，可以證實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原編撰者。
第一，明代著述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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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藏書家高儒有自序作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書目著作《百川書志》，其卷六《史部·野史》記載：“《三國志通俗演義》二百四［十］卷，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據(jù)正史，采小說，……非史氏蒼古之文，去瞽傳詼諧之氣，陳敘百年，該括萬事�！卑锤呷迨卿弥萑恕＿@位北方的私人藏書家，其藏書簿錄已經(jīng)記載了《三國志演義》并確認原編撰者是羅貫中。
（二）雜著敘錄：
文學家郎瑛(1487～1566)筆記集《七修類稿》卷二十三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庇�，此書卷四辯關羽怪誕事時，說“玉泉顯圣，羅貫中欲申公冤，既援作普凈之事，復輳合《傳燈錄》中六祖以公為伽藍之說，故僧家即妄以公與顏良為普安侍者”云云。按郎瑛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其《七修類稿》有明嘉靖間刻本。今姑暫且不論籍貫問題，但從郎瑛書中，可以看到當時江南地方已經(jīng)熟知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原編撰者。
文學家胡應麟(1551～1602)所著《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在談及施某編《水滸傳》時，說：“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為《三國志演義》”。按胡應麟，浙江蘭溪人，明萬歷四年(1576)舉人。家中藏書極富。所謂羅本乃施某“門人”說姑先勿論，但他對《三國志演義》的編撰者問題也是確信無疑的。
�。ㄈ┬≌f序跋：
明代小說的序跋很多，其作者姓名或有偽托。今以明本所刊為據(jù)，大致可免誤將清人作品混入。
先說《三國志演義》的序文。最早的作品是明弘治七年(1494)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說：“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此時，羅貫中之書還只處在傳抄階段。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鐘陵元峰子《三國志傳加像序》，說：“……而羅貫中氏則慮史筆之艱深，難于庸常之通曉，而作為傳記，”又，萬歷二十四年(1596)誠德堂熊清波刊本《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卷首有《重刊杭州考正三國志傳序》，說“《三國志》一書，創(chuàng)自陳壽，……羅貫中氏又編為通俗演義，使之明白易曉，而愚夫俗士，亦庶幾知所講讀焉”云云。這些都明確承認羅貫中的著作權。
再說其他明刻的許多小說序文，也都載及此事。如萬歷四十七年(1627)龔紹山刊本《鐫楊升庵批點隋唐兩朝志傳》，卷首有題林瀚《序》。其開端便說：“《三國志》羅貫中所編”云。明帶月樓刊本《東西晉演義》卷首有楊爾曾《序》，謂曰：“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傳》始也�！薄豆沤裥≌f》綠天館主人《敘》說：“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泵骺瘫尽督窆牌嬗^》笑花主人《序》：“元施、羅二公，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薄缎铝袊尽房捎^道人《敘》：“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為通俗，汪洋百余回，為世所尚”等等，也都明白無誤地確認羅氏為原編撰者。
第二，明代的版刻記錄。
根據(jù)知見版本的首卷端題，明確著錄羅貫中為原編撰者的《三國志演義》諸刻本，今大體依照年代順序而記述之。計有：
嘉靖元年(1522)序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貫中編次”。（按今見“人文影本”及其底本雖非嘉靖元年原刊，但其原刊本卷首題刻當作如此，故記錄之。又，以下只記有關羅貫中及刊行者的題刻；凡刻“晉平陽侯［相］陳壽史傳”或類似字樣者，俱略而不再記錄。）
嘉靖二十七年(1548)序本：《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十卷，“東原羅本貫中編次”、“書林蒼溪葉逢春ｃǎｉ＠⑧像”。（按卷首序末題“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春正月下浣之吉鐘陵元峰子書”。）
萬歷十九年(1591)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十二卷，“后學羅本貫中編次”、“明書林周曰�？小薄＃ò淳硎住兑泛笥性疲骸叭f歷辛卯季冬吉望刻于萬卷樓”。）
萬歷二十年(1592)本：《音釋補遺按鑒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二十卷，“東原貫中羅道本編次”、“書坊仰止余象烏批評”、“書林文臺余像斗繡梓”。（按末卷尾有木記：“萬歷壬辰仲夏月／書林余氏雙峰堂”。）
萬歷二十四年(1596)本：《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二十卷，“東原羅本貫中編次”、“書林誠德堂熊清波鍥行”。（按木記云：“萬歷歲次丙申冬月誠德堂熊清波鍥行”。）
萬歷三十三年(1605)本：《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二十卷，“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少垣聯(lián)輝堂梓行”。（按卷末木記：“萬歷乙巳歲孟秋月閩建書林鄭少垣梓”。）
萬歷三十九年(1611)本：《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二十卷，“東原羅貫中編次”、“書林云林鄭世容梓行”。（按有木記：“萬歷辛亥歲孟秋月閩書林鄭云林梓”。又，魏安謂此種是鄭少垣聯(lián)輝堂本的“翻印本”。）
萬歷三十九年(1611)后（？）本：《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二十卷，“東原羅貫中編次”、“江夏湯賓尹校正”。（按此本刊刻時間，從周兆新先生說。）
天啟崇禎間（？）本：《新鍥京本校正按鑒演義全像三國志傳》二十卷，“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沖宇熊成冶梓行”。（按卷二端題“書林種德堂熊沖宇梓行”。此本封面稱“刻卓吾李先生訂正三國志傳”，其刊刻時間當在“李卓吾”評本風行之後。魏安說在“天啟崇禎間”。）
崇禎間本：《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二十卷，三國部分題“元東原羅貫中演義”、“明溫陵李載贄批點�！保ò创吮景嫘念}《二刻英雄譜》。有熊飛館本。）
明清間（？）本：《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六卷，“元東原羅貴志演義”。（按“羅貴志”疑當為“羅貫忠［中］”之形誤。又，此本刊刻時間，
可參見岑樺《六卷本三國志簡記》，《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六卷本三國志》。）
此外，夏振宇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首卷端題“后學羅貫中編輯”，夷白堂刊本《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志傳》題“后學羅本編次”，藜光堂刊本《精鐫按鑒全像鼎峙三國志傳》題“元東原羅貫中演義”，楊美生刊本《新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題“元東原羅貫中演義”，□［書］林魏氏刊本《二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題“元東原羅貫□□□”等等。除少數(shù)刻本不署名外，大量的明刊本都題刻羅貫中為《三國志演義》的原編者。
以上可見，長篇巨著《三國志演義》的原編撰者即羅貫中。這應該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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