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學派縱橫談

［內(nèi)容提要］傳播學批判學派既是一個學科的流派，更是一種學術的思潮在傳播學研究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但還未受到我國學者足夠的重視。本文對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發(fā)展脈絡、重要人物、研究志向等，進行了宏觀勾勒，以期推進對此學派的研究。

比起20余年前傳播學在中國初興之際的情形，現(xiàn)在人們對它的了解早已不可以道里計。比如，就研究的風格和流派而言，如今稍習傳播學者都至少知道有個經(jīng)驗學派(Empirical School)和批判學派(Critical School)之別。不過，與人們對經(jīng)驗學派的耳熟能詳相反，批判學派在中國卻總是煙波微茫信難求。這一方面是因為批判學派總體上確實比經(jīng)驗學派具有更為深厚的歷史傳統(tǒng)與思想內(nèi)涵，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傳播學傳入我國以來，由于主觀客觀條件的陰錯陽差，經(jīng)驗學派一路大行其道而批判學派則始終若隱若顯。

這種一邊倒的狀況固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長此以往則顯然不利于傳播學在我國的健全發(fā)展，而且更使許多現(xiàn)實狀態(tài)由于得不到相應理論的關照而陷入茫然或無序。其實這種隱患已經(jīng)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2001年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甚至破天荒地把“傳播學批判學派研究”列入課題指南。這里，筆者不揣谫陋，擬對傳播學批判學派及其研究略作闡述，以期引起大家特別是已經(jīng)、正在或?qū)⒁獚渎额^角的新一代學人的興趣與關注。

一

說起批判學派，首先需要明確所謂傳播學批判學派既是一個學科的流派，更是一種學術的思潮。這種思潮不僅淵源有自，而且源遠流長。大略說來，在現(xiàn)代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存在著兩股相反相成并且道魔相長的強勁思潮。一是尊崇科學—進步—發(fā)展這一現(xiàn)實取向的科學主義，一是追求精神—價值—意義這一永恒主題的人本主義。這一雙峰并峙的態(tài)勢，集中體現(xiàn)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對立上。

不言而喻，對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來說，這二者都不可或缺。如果說科學主義是現(xiàn)代社會的驅(qū)動系統(tǒng)如引擎、車輪，那么人本主義就是其操縱系統(tǒng)如方向盤、剎車。只有驅(qū)動系統(tǒng)而無操縱系統(tǒng)，但見馬達轟鳴，車輪飛轉(zhuǎn)，該慢時慢不了，想停時停不下，其后果可想而知。同樣，只有操縱系統(tǒng)而無驅(qū)動系統(tǒng)，那么就只能呆在原地，停滯不前。所以，在科學主義強勁推進的西方現(xiàn)代化歷程上，作為操縱系統(tǒng)的人性、人本與人文一脈的思想傳統(tǒng)不僅不絕如縷——如18世紀以荷爾德林為代表的浪漫派、19世紀以巴爾扎克為標志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20世紀以法蘭克福學派為先驅(qū)的各種批判理論等等，而且隨著現(xiàn)代化的迅猛發(fā)展，隨著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如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自然問題(如生態(tài)惡化)日益真切地逼近人類，這種平衡性的思潮也隨之發(fā)生越來越強勁、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力。

比如，20世紀初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就曾在那部橫空出世的《西方的沒落》里，以其淵博的學識和雄辯的論述闡發(fā)了西方文明的窮途末路，其中還專門對西方近代報業(yè)及其自詡的新聞自由進行了批判性的論述：

自由資產(chǎn)階級以為廢除了最后一種束縛即出版檢查是值得自負的，可是報紙的獨裁者——北巖爵士!——卻把讀者奴隸群放在他的社論、電訊和圖畫的驅(qū)策之下。

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義者把民眾教育毫無保留地看成一種純粹的單純的啟蒙工作，甚至今天人們也能到處發(fā)現(xiàn)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這種情形恰好為世界性報紙的即將到來的皇帝們(如今日的默多克、特納等——引者注)鋪平了道路。已經(jīng)學會閱讀的人們屈服在這些皇帝們的權力之下，并且指揮報紙的權威對人民的徹底決定產(chǎn)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的虛幻的自決權。①

傳播學批判學派，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傳統(tǒng)和文化背景下，秉承上述人文傳統(tǒng)及其價值理性而發(fā)展起來的。它與秉承科學主義及其工具理性而興起的傳播學經(jīng)驗學派，在關注的問題、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諸方面均大異其趣。對傳播學批判學派的把握，應該首先由此切入才能抓住要害，即批判學派不僅屬于傳播學的一大流派，同時更屬于左右現(xiàn)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二

其次，進而需要明確所謂傳播學批判學派與其說是一種特定的流派，不如說是一個開放的領域。作為傳播學兩大學派之一，批判學派自從動蕩、革命、反叛的20世紀60年代興起以來，始終與當代西方各種學術流派交相呼應，形同一體，從中汲取了豐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學術資源，如符號學、解釋學、結(jié)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等。正是這種傳媒與當代社會的關系日益凸顯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的幾乎各個學科如哲學、美學、文學、法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jīng)濟學等等，無不開始從批判性的立場涉足傳媒研究，從批判性的視角審視傳播現(xiàn)象，從而形成一種交叉態(tài)勢和一個全新領域。而這個領域也就是傳播學批判學派賴以生成的學科土壤，正如當代傳媒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心理等方面諸多觸目驚心的弊端是批判學派賴以存在的現(xiàn)實土壤一樣。

以丹尼爾·貝爾為例，這位美國學界的重鎮(zhèn)、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曾以《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1973)一書開啟了信息時代的理論。1976年，他又在該書姊妹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里，對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包括大眾傳播問題，進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慮的分析。他在論及當下這個“充斥著時裝、攝影、廣告、電視和旅行”的享樂主義時代時，還捎帶著對麥克盧漢及其驚世駭俗的傳播理論做了揶揄和批判?②。貝爾認為，麥克盧漢的學說包括其廣為人知的“地球村”理論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但他所說的印刷文化與視覺文化之間的比重變化，在貝爾看來確實隱含著“真正嚴重的后果”。比如，以電影電視為代表的視覺文化：

由于強調(diào)形象，而不是強調(diào)詞語，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戲劇化。電視新聞強調(diào)災難和人類悲劇時，引起的不是凈化和理解，而是濫情和憐憫，即很快就被耗盡的感情和一種假冒身臨其境的虛假儀式。由于這種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種過頭的戲劇化方式，觀眾反應很快不是變得矯揉造作，就是厭倦透頂�！�…然而，整個視覺文化因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眾所具有的現(xiàn)代主義的沖動，它本身從文化的意義上說就枯竭得更快。③

類似貝爾的這種言說，在諸路各領風騷的學界諸侯那里可謂俯拾即是，僅其犖犖大觀者就有：法蘭克福學派及其后裔，如哈貝馬斯：法國結(jié)構(gòu)主義及其流變，如以符號學著稱的羅蘭·巴爾特和以“知識考古學”聞名的�？拢缓蟋F(xiàn)代主義，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對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思考和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對后現(xiàn)代大眾傳播理論的建構(gòu)；后殖民主義，如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對“東方學”或譯“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透視和斯皮瓦克(G.C.Spivak)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反思，等等。這些學界大家各以開宗立派的理論對傳播學批判學派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在傳統(tǒng)的經(jīng)驗學派之外開出一個全新的、開放的研究領域。

由此說來，我們不妨將批判學派分為廣狹兩義：廣義的批判學派是個包羅廣泛的開放領域，而狹義的批判學派才是專門從傳播學的學科角度從事研究的流派。當然，兩者之間均以“批判”(critical)為旗，事實上“批判”也是其理論體系中的核心概

念與常見術語。所以，它們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往往無法截然剝離。

三

迄今為止，傳播學批判學派大致形成了三種研究路數(shù)(approach)。

其一是政治經(jīng)濟學。此一路數(shù)從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fā)，分析和揭示傳媒的所有制結(jié)構(gòu)及其與權勢集團的利益關系，意在拆穿西方傳媒諸多流行的神話，如客觀、公正、多元化、新聞自由等等。這方面以1968年成立的英國累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最有影響，其中G·默多克(G.Murdock)、P·戈爾丁(P.Golding)、J·哈洛倫(J.Halloran)等人的研究向稱典范。另外，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媒介小組”的工作也值得稱道。這里僅以“大眾傳播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為例略做解說。

1970年，哈洛倫等就英國媒體對1968年倫敦反對越戰(zhàn)大游行所做的“歪曲”報道做了一項專題研究，出版了批判學派的經(jīng)曲之作——《示威游行與傳播：一個個案研究》。本來，這次示威游行活動組織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極少數(shù)的參加者后來去了美國使館，與警察發(fā)生了一點沖突，導致個別人受傷�！叭欢�，英國的媒體報道與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報紙和電視幾乎無一例外地把報道的焦點放在美國大使館附近發(fā)生的極個別的沖突上，將一個總的來說組織嚴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繪成一個充滿暴力的事件�！雹�

哈洛倫等人針對此事的報道展開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結(jié)論。比如，他們指出，在傳媒日趨壟斷的時代，所謂民主社會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趨向非民主化�！笆聦嵣希�商業(yè)競爭非但沒有給媒體內(nèi)容帶來繁榮和多樣，反而經(jīng)常使它們呈現(xiàn)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標新立異的也只能在類似的媒體詮釋和觀眾預期的框架中進行。就27日的反戰(zhàn)大游行而言，作者們發(fā)現(xiàn)，他們研究的報紙和電視臺在報道中還相互參照相互肯定�！�…結(jié)果，極其不公正的報道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在缺乏其他說法的情況下，觀眾根本無法判斷其真實性和全面性�！雹�

再如，西方媒體一向強調(diào)報道的客觀、真實與公正，而大多數(shù)西方記者作為個人來說，一般也確實無意于掩蓋真相和歪曲事實。那么，為什么在這件事情以及許多其他事情如最近的科索沃問題上，會與其津津樂道的理念相去甚遠呢?哈洛倫等人的研究認為，“自18世紀后期開始，英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引者注)出現(xiàn)了以贏利為目的的廉價商業(yè)報紙，并逐步取代了過去的政黨報紙。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商業(yè)報紙為了贏利而必須取悅盡可能多的讀者，因此故意避免鮮明的政治立場，標榜價值中立和客觀報道。久而久之，所謂的不加任何主觀價值判斷的事實報道，即缺乏背景介紹的硬新聞便成了報紙的主角。電視新聞不但繼承報紙新聞這一實踐規(guī)范，更將它推到極至，與電視作為視覺聽覺媒體的技術特點相適應。突發(fā)事件成了新聞報道的主要對象，事實的過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記者們等待的突發(fā)事件就是這一過程中為數(shù)極少的暴力沖突事件，是視覺上刺激和精彩的鏡頭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過程及其社會意義�！雹�

總之，在批判學派的歷史上，《示威游行與傳播》一書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借用北京大學趙斌先生的話來說，它“開創(chuàng)了英語世界批判傳播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幾十年傳播學(實即經(jīng)驗學派——引者注)的偽科學傾向及其對媒體效果的行為主義研究，提倡將傳媒還原到大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將它們孤立起來分析”。⑦不僅如此，它所體現(xiàn)的批判性研究取向、總體性研究思路和綜合性研究方法，至今仍是傳播學批判學派所沿襲的“學術規(guī)范”。
　
四

其二是文化研究。此一路數(shù)包羅廣泛，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盧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到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tài)”，從法國結(jié)構(gòu)主義的傳媒符號分析到英國伯明翰大學“現(xiàn)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傳媒文化解剖，從D·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從吉登斯(A.Giddens)的“現(xiàn)代性”分析到耶魯?shù)摹八娜藥汀薄�—保羅·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羅德·布羅姆……不難看出這幅簡要的素描，實際上勾勒的是現(xiàn)代西方的學術流變圖。所以，這方面的學術資源異常豐富，浩如汪洋。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蘭克福學派，后有伯明翰學派，特別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爾(S.Hall)等幾乎成為文化研究的標志。限于篇幅，這里僅就�？隆爸�識考古學”的有關思想稍加解說。

說到知識，人們一般都把它視為某種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觀認識。其實，任何知識都是人的言說，而任何言說都體現(xiàn)著特定的權力意向和權力關系。�？掳堰@些言說統(tǒng)稱為“話語”。比如，媒體的報道就是一種話語，再如人們常說的新聞自由也是一種話語。在�？轮�前，人們雖然意識到卻沒有認識到種種看似純?nèi)豢陀^的知識或話語，實際上都與不同社會團體或利益集團具有密切的關聯(lián)。知識原來并非自足的東西，而是各種集團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發(fā)展而縱橫捭闔的言說過程及其產(chǎn)物。�？碌闹�識考古學，就是揭示各種知識、各種言說、各種話語在形成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權力背景(不僅僅是政治權力)。按照他的考察，話語權其實就是統(tǒng)治權，知識的意志其實就是權力的意志，如老師的傳道授業(yè)就體現(xiàn)著某種權力。對此，趙一凡先生曾這樣概括道：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謂科學、哲學、宗教、法律之類，都是些歷史沿革下來的龐雜話語集群。它們在權力沖突支配下，經(jīng)由不斷剔除、混淆和積淀，才逐漸形成不同專業(yè)的話語系統(tǒng)。至于科學和真理，也很難說是什么純粹干凈的知識，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摻雜著主觀意志，留有權力干預的傷痕。⑧

以“新聞自由”為例，這套話語的形成與壯大過程，十分典型地顯示了資產(chǎn)階級與國王貴族“爭權奪利”的本質(zhì)。稍微考察一下西方近代以來的新聞傳播歷程，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套話語從來也沒有真正兌現(xiàn)事實上也不可能兌現(xiàn)它所言說的美麗目標，它不過是新興資產(chǎn)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生發(fā)的一個話語，他們通過這套話語奪取并把持了統(tǒng)治權。在全球化時代(這又是一個體現(xiàn)特定權力關系的流行話語)，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國際傳播領域又進一步祭起這面話語的大纛，而其實質(zhì)說白了還是為了維護、鞏固和推行自己的權力意志。因為，現(xiàn)時代的信息自由傳播究竟對誰有利而又對誰不利，即使白癡恐怕心里都會明白。

五

其三是文化帝國主義(或曰媒介帝國主義)。此一路數(shù)是從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的視野上，探究西方(特別是美國)傳媒運作及其產(chǎn)品對世界格局和人類命運的影響。隨著全球化的升溫，這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對美國電視連續(xù)劇《豪門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爾夫曼(A.Dorfman)與A·馬特拉特(A.Matterlart)對美國動畫片唐老鴨的解讀，都是這類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國Nottingham Trent大學的J·湯林森以此為題所做的博士論文《文化帝國主義》(1991年)，雖然是操持經(jīng)驗學派的立場而辯駁文化帝國主義的立論，但由于其資料的翔實和論述的細密而不失為可資參考的力作。

當然，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還數(shù)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

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經(jīng)驗學派的大本營異軍突起以來，一直被視為批判學派的巨擘，他對美國傳媒的揭露與批判向以犀利無情著稱，與美國東海岸麻省理工大學那位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痛詆暢駁形成東西夾擊之勢。有意思的是，其子D·席勒也是一位批判學者，而且與乃父同在一校執(zhí)教，《國際新聞界》2000年第6期上刊發(fā)的一篇書評，即論述了他的新作《數(shù)字資本主義》。

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眾傳播與美國帝國》(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用加拿大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Simon Fraser大學的D·司邁斯(Dallas Smythe)在本書序言里的話說，本書對美國大眾傳播的結(jié)構(gòu)、政策及其在政治經(jīng)濟方面發(fā)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批判性的論述，堪稱第一份全面而細致的研究。在這部書里，席勒以阿明、華勒斯坦、弗蘭克(其最新著作《白銀資本》是一部發(fā)聾振聵、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論”為據(jù)，著重探討了他所說的“軍界—企業(yè)界聯(lián)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軍界和民間企業(yè)一同構(gòu)成的這個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共同體，如何促成美國大眾傳播勢力的凌駕全球，又如何導致其他國家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文化主權的喪失。

此后，他的幾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續(xù)這一思路，圍繞甚囂塵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傳播不平衡格局而展開論爭，其不屈不撓的身影和充滿熱情與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學術界恰似那位與風車搏斗的英勇騎士唐吉訶德。正是在《傳播與文化支配》一書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闡釋了“文化帝國主義”這個概念：

文化帝國主義是許多過程的總和。經(jīng)過這些過程，某個社會被吸納進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之內(nèi)，而該社會的主控階層被吸引、脅迫、強制，有時候是被賄賂了，以至于他們塑造出的社會機構(gòu)制度符應于，甚至是促進了世界體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據(jù)支配地位之國家的種種價值觀與結(jié)構(gòu)。⑨

80年代之后，隨著各種新傳播技術的發(fā)展，特別是多媒體、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高速公路的興起，席勒又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各種天花亂墜的時髦理論包括全球化。因為，這些理論無不宣稱，新傳播技術將為全球人類帶來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互聯(lián)網(wǎng)迅速擴張之時，由跨國公司和市場邏輯所支配的權力關系不僅絲毫沒有改變，而且進一步加劇了原已極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秩序，包括信息與傳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網(wǎng)絡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種話語，如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

除此之外，席勒還對美國經(jīng)驗學派的傳播研究大張撻伐。他認為，40年代以來，美國的傳播研究大抵屬于“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這類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既定的傳播體制，視之為天經(jīng)地義無可置疑，然后在此前提下為其出謀劃策。所以，各種各樣定量的、實證主義的受眾研究和效果研究，遵循的都是廣告主、廣告商或政府機構(gòu)的意志，不僅缺乏權力關系的思考和批判現(xiàn)狀的意識，而且實際上支持了現(xiàn)存的政治經(jīng)濟體制。

以上三種研究雖然思路有所不同，但其范式(paradigm)卻是完全一致的。概括地說，他們都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又稱新馬克思主義或簡稱“西馬”)為思想背景，都對資本主義的傳播體制及其運作進行冷靜的反思和尖銳的剖析，無論其具體理論和學說如何參差百態(tài)，說到底都無不表現(xiàn)出深刻的憂患意識和懷疑精神，無不體現(xiàn)著強烈的人文關懷或終極關懷。所以，與經(jīng)驗學派相比，他們的立場更傾向于批判現(xiàn)實而不是服務權勢，他們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現(xiàn)問題而不是貢獻方略，他們的方法更著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層量化——諸如此類的取向，都與上述平衡現(xiàn)代文明的人本主義思潮一脈相通。 　

六

我國自改革開放引入傳播學以來，20余年間大都承襲以美國為典范的經(jīng)驗學派，而輕略以歐洲為中心的批判學派，以至于這方面的研究總體上還處于空白狀態(tài)。

迄今為止，除了臺灣傳播學者張錦華對批判學派的理論做過系統(tǒng)整理之外，20年來祖國大陸對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謂屈指可數(shù)。其中，最早開始關注批判學派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張藜先生，她在80年代初曾對此做過初步探討。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王志興(后赴英留學)，在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頗受矚目的論文——《歐洲批判學派與美國傳統(tǒng)學派的分析》(后來發(fā)表于《新聞學刊》1986年第6期)，對批判學派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次年，正負笈東瀛的郭慶光先生，又在《新聞學論集》第11輯上發(fā)表了《大眾傳播學研究的一支新軍——歐洲批判學派評介》，更深入、更具體地論述了批判學派。

90年代初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fā)表和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的召開，在整個傳播學研究重整旗鼓之際，批判學派研究又浮出水面。其間，筆者蒙前輩師長吳文虎教授不棄，在為其主編的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傳播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撰寫“傳播學的批判學派”一章時，先后發(fā)表了一組有關批判學派的論文，對批判學派的源流、研究、方法及其與經(jīng)驗學派的比較，做了較為全面的爬梳。1999年，郭慶光先生又在《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里對批判學派做了專題論述。

在此前后，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黃煜(后赴英留學，獲博士學位，現(xiàn)執(zhí)教于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與裘志康曾一同翻譯過美國批判學派的一部力作——赫伯特·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華夏出版社1989年)，張藜先生的研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怡紅，為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傳播館”叢書翻譯過H·席勒的名作《思想管理者》(1996年)。

上述這些傳播學界的探討，構(gòu)成了我國批判學派研究的前沿陣地。

除此之外，由于批判學派是個開放的領域，其他學科基于當代傳媒的顯赫功能，都從不同視角介入這個領域，從而事實上構(gòu)成了我國批判學派的縱深陣地。特別是90年代以來，伴隨市場化的突飛猛進及各種學術思潮的風起云涌，廣義的批判學派研究在我國越來越受到思想界和學術界的重視，其中尤以西方哲學、當代文藝理論、文化研究等學科表現(xiàn)突出。遠的不說，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文化與傳播譯叢”(周憲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傳播與文化譯叢”(常昌富等主編)和一套“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王逢振等主編)，都收錄了多部批判學派的經(jīng)典。如“文化與傳播譯叢”里S·霍爾的《文化：從社會學觀點看》和約翰·費斯克的《電視文化》，“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里由清華大學中文系羅鋼先生等主編的《文化研究讀本》，等等。另外，像《讀書》、《天涯》、《中國學術》(劉東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東方文化》(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出版)、《文化研究》(陶東風等主編，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等文化學術輯刊，也都成為我國批判學派的制高點。

至于90年代以來在國內(nèi)外廣受關注的“妖魔化”理論，則可視為我國批判學派研究的創(chuàng)新之見。當然，若以經(jīng)驗學派一脈的“

學術規(guī)范”進行衡量，此論或有缺陷，但其思想的洞見與犀利、材料的雄辯與鮮活、傾向的鮮明與剛正，則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其影響更是顯而易見的。

綜合上述國內(nèi)外的研究狀況，目前在我國開展批判學派研究，一方面需對西方理論的演化脈絡、經(jīng)典研究、代表學說、基本思想、哲學傾向、研究方法等進行系統(tǒng)、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具體說來，既要對廣義的批判學派及其思想做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勾勒，如斯賓格勒、韋伯、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哈貝馬斯、布迪厄、德里達、�？碌葘ΜF(xiàn)代性以及大眾傳播的審視和批判；同時，更要對狹義的批判學派及其學說進行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梳理和辨析，其中尤其需要重點探究A.Matterlart、S.Hall、R.Williams、C.Geertz、H.J.Schiller、van Dijk、P.Golding and G.Murdock、K.Nordenstreng、G.Hamelink等人的學說。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傳媒面臨和表現(xiàn)的諸多現(xiàn)實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解剖、透視和分析，從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建議或思路�？梢姡�研究批判學派具有理論與實際兩方面的意義。就理論而言，只是關系學科建設如何均衡發(fā)展的問題；就實際而言，則關系我國傳媒如何有效推進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一系列重大而緊迫的問題。因為，從批判性的視角看，我國傳媒目前面臨國內(nèi)國際的雙重困境，國內(nèi)方面主要是現(xiàn)代化和市場化所引發(fā)的媚俗化傾向，以及由此而對人們的思想、心理和行為發(fā)生的潛在影響(如“異化”)；國際方面則主要是全球化所進一步加劇的信息傳播失衡、民族傳統(tǒng)瓦解、甚至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嚴峻局面。所以，開展傳播學批判學派研究，既有利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事業(yè)包括大眾傳播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也可為我國傳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認清形勢、把握大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zhàn)提供深度思考和現(xiàn)實參照。

貝多芬有句稱道巴赫的名言：他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巴赫的名字在德文里有“小溪”之意)。如果說在深刻把握人類傳播活動的歷史意義上，經(jīng)驗學派只是小溪，那么批判學派就是大海，而且是汪洋大海�？上В�本文只能對這一浩瀚海域進行管窺蠡測，弄得好的話也許能讓人從一滴海水里嘗出大海的滋味，而弄不好的話就真成了拿一塊長城的磚頭讓人想象萬里長城的雄姿(錢鐘書語)——若是如此，那就算拋磚引玉吧。

注釋：

①［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下冊，齊世榮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718～719頁。

②③［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9，121頁，157頁。

④⑤⑥⑦趙斌：《依舊懷念一九六八——傳播媒體與反對示威》，《讀書》1999年第9期，4頁，5頁，5頁，8頁。

⑧趙一凡：《�？碌脑捳Z理論》，《讀書》1994年第5期，112頁。

⑨本節(jié)內(nèi)容主要參閱的是黃煜博士惠寄的兩份資料，一是魏玓先生的文章《至死不渝的左派傳播研究先驅(qū)——許勒(即席勒——引者注)的生平、思想與辯論》，一是劉世鼎先生的文章《全球化理論批判——許勒與佛格森的理論》。兩文均載于《當代》(第一五三期)。本處引文即出自魏文，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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