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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定友論圖書館建設和地方文獻的探討
研究一位學者的學術思想。其意義不僅在于對學者本人做出歷史的和公正的評價，更重要的是探明他為本學科付出了哪些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社會實踐的檢驗又證明了他的哪些觀點是規(guī)律性的、有用的東西，而另一些觀點是錯誤的假定，必須予以揚棄。從而把科學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道理很簡單，人不能老念“三字經”，科學研究也不能老從“0”開始。馬克思的哲學如果不突破黑格爾、費爾巴哈的框框，那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了。
杜定友先生從二十年代開始，作為我國新圖書館運動倡導人之一，其在圖書館學上的成就是眾所公認的。他對于圖書館學的闡述幾乎涉及到所有各個方面，而以圖書分類、編目和文獻學的研究為最精、專。他的圖書館事業(yè)實踐經驗也是最豐富的。 杜先生的治學態(tài)度是實事求是的，他敢于標新立異，也敢于修正錯誤。時代的局限性和階級的偏見，注定了解放前他的學術思想必然是屬于資產階級體系的，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從中找出一些“民主主義”的東西；解放后，杜先生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做學問的路子走錯了，甚至走反了，于是自覺地、毫不含糊地、公開地作了自我批評，隨即開始用馬列主義的哲學思想來指導圖書館學的研究工作，并大膽地著手探索未來的圖書分類法的構想。 如果有興趣的話、翻翻杜先生當年的著作，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近幾年來，我國圖書館界爭論得比較熱烈的一些問題，在杜著中也能夠找到精辟的論點。這些論點，有的到現(xiàn)在還是一顆閃光的明珠，有的可以作為我們工作的佐證，有的則需要我們去發(fā)展、完善。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反復吧！
不過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更高水平上的反復就是了。
例如圖書館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就是這些論點之一。
圖書館是不是學術性的社會服務事業(yè)單位呢？過去和現(xiàn)在都有過爭論。過去有人認為圖書館業(yè)務只是一種技術，談不上學術�，F(xiàn)在也還有人認為圖書館借書還書，認得書碼就行了，用不上大學問。問題不在于拔苗助長地提高圖書館的社會地位，而在于：我國歷代藏書樓主人多屬通儒碩,到了信息社會的今天，以傳遞信息為職能的圖書情報人員，反而毋須進入學術之林，胸無點墨，又如何克盡其為四化服務的職責呢？
三十七年前，杜先生在《廣東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認為廣東省立圖書館應“集中全省學術團體，與圖書配合，成立各種研究室，蔚為學術研究中心�！彼⒚鞔_提出“圖書館為高級文化學術機關，地方史料之總匯”。一年后，他在《廣東圖書教育事業(yè)的展望》一文中，批判了以圖書館為普通閱書報室、學者的象牙之塔和機關衙門的點綴品，人有我有這三種錯誤思想之后，再一次肯定“圖書館是文化學術機關之一”“杜先生與舊社會的上層人士雖有過從，但他對于官僚軍閥之摧殘圖書館是深惡痛絕的。他一再譴責官老爺們“囪欲節(jié)省每月千余元之經費，竟將該館停辦……當局措置之荒謬，莫此為甚”。 “可是圖書館、博物館既被踢在一旁、呻吟于極度貧乏病之下……”�？箲�(zhàn)之后他對于那些此“劫收大員”們發(fā)接收財，甚至吞沒善本、文物；而市場上又滿街圖書，以斤論價，更是十分痛心疾首的。
杜先生不但這樣說了，而且這樣做了。他在抗戰(zhàn)前夕，臨危受命，領導中山大學圖書館一再搬遷，抗戰(zhàn)中又兼長省圖書館，致力于地方文獻和藏書的建設，解放戰(zhàn)爭方熾，當事者離職去港；先生又兼長廣州市館，保存了祖國學術、文化遺產。 關于各類各級圖書館的專業(yè)分工和書刊采選重點，杜先生是這樣說的：省立圖書館應著重本省文獻，及省政參考資料，以實務研究為對象，以輔導各縣市圖書館為主要任務；而縣市圖書館，則以供應當?shù)孛癖娭畢⒖奸営[為主要任務�！寥舾餍D書館，則以適應教學上之需要，及高深學術研究之參考為原則。（《廣東圖書教育事業(yè)的展望》）這與我國的現(xiàn)行體制，似尚吻合。
關于書刊采選原則，除上段所述外，杜先生在同文中還說了這么一段話：“關于藏書問題，各圖書館應注意內容類別，貴精不貴多、貴用不貴藏、在甲館不甚適用，而為乙館亟需的尤應互相交換，以盡其用：”可以說，這段話是切中目前我國圖書館藏書建設中的時弊的。
印度學者阮岡納贊（S.R.Ranga-nathan)提出的圖書館規(guī)律中，第五條稱：“圖書館是一個成長中的有機體”，故圖書館的藏書增長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目前我國各大圖書館由于種種原因，藏書增長過速，既無力同比例增加藏書空間，又無力即時分編消化，亦未交換或剔除復本，其結果是部分書刊壓架，而隔年書刊又不得不捆扎，大大影響了書刊的利用和流通。
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就要采取措施。而在書刊采選方面，就必須考慮杜先生所提出的五項原則：（一）采選要有重點，確立館藏特色。（二）貴精不貴多。（三）貴用不貴藏。藏而不用，何異藏石？（四）互相變換，剔除復本，以盡其用。（五）節(jié)約經費，復本率合理。
杜先全對于各項圖書館技術操作，是極力主張規(guī)范化、標準化的。他說：“分類、編目、排架等，各圖書館均應統(tǒng)一�！谷「鲌D書館圖書劃一編號，以便出版聯(lián)合總目，而利讀者。至若編目之格式，用具之式樣，世界各圖書館均有標準，不應各自為計，徒多分歧，增加讀者檢查上的麻煩�！�
杜先生還主張：“各圖書館應取得密切聯(lián)絡，成立圖書館網。……對于現(xiàn)有圖書，加以調整及交換。……要在分工合作，各有專精�！保ā秷D書復員問題》） 杜先生對圖書館教育是非常熱心的。他辦圖書館學系，辦講習班，寫文章、講義，作學術報告，無非為培養(yǎng)專業(yè)人材。一旦學成，他就主張“學以致用”鞏固專業(yè)思想，實行人材專業(yè)化。他說：“尤須訓練專門技術人材，保其職業(yè)，厚其祿位，俾終身從事斯業(yè)，為國儲才�！薄秷D書復員問題》他還說：“故欲訓練人材，尤應先健全人事制度。凡不合資格者，應一律罷免，然后可以登用專才，并保障其職位�！保ā稄V東圖書教育事業(yè)的展望》）。我們現(xiàn)在搞圖書館隊伍建設、可供參考。
圖書館界最感興趣的專題之一是杜先生關于地方文獻的理論和實踐。每一位到廣東來的同行都愿意到省中山圖書館來看一看。的確，對省級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工作作過系統(tǒng)闡述的，恐怕杜先生要算第一人。
杜先生以廣東為例，說明人人都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熱愛家鄉(xiāng)的文化，因此“就要認識她，研究她，把她的優(yōu)點，一一保存起來，發(fā)揚起來，光大起來：她如有缺點，一一改善起來……”（《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這會不會成了地方主義呢？不會，廣東文化源于中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局部與全體的關系。研究地方文化，不但不是取代全民族文化，而且是后者的補充。事實上國家圖書館不可能搜羅無遺，如果每一地區(qū)性圖書館都擁有本地區(qū)較完整的文獻，那整個民族文化的傳遞延續(xù)，發(fā)展演進，將得益非淺。
杜先生進而闡述了文化、文獻與圖書館三者的關系，“一代文化，大部分保存于文獻。……、而保存文獻，為圖書館最重要的責任。（《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所以杜先生再度主持廣東省圖書館時，都“以保存廣東文獻為主要職責，因而旁搜遠紹，不遺余力。”抗戰(zhàn)后又在本館成立“廣東文獻特藏”，并積極參與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的工作，解放前夕，還兼任廣東文獻館館長一職。
杜先生在《何以對后代》一文中強調了文化、知識的積累：“若是我們的祖先，不把他們的寶貴的經驗，留給我們那么我們永遠是初生之犢，和草木犬馬樣渾渾噩噩，還想乘飛機坐汽車嗎？”沒有過去的宇宙哲學，何來今日之原子彈？”
因而他反對把省級圖書館“當作一般圖書館看待，以為藏一些書，編一個目，公開閱覽，也就盡了責任”。而不注意本省文獻的搜集。他認為這是一種過錯，因為“將來時過境遷，往事如煙，回憶前塵，又向誰追問？”（均見《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他對于當代文獻的搜集、整理和保存特別的重視，他在《何以對后代》中說：“現(xiàn)實的文物不善為保存，必留待后人去發(fā)掘、去猜磨，豈不是故意惡作劇嗎？”
杜先生對于那種輕視俗文學，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說：“以最通俗，最不被人重視的木魚粵謳為例，……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別具風格，在本省語言文字上，創(chuàng)作尤多，而表現(xiàn)各時代各地方的人情風俗，民族思想，尤為難能可貴……到如今散失殆盡，追悔莫及，”（《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
至于征集地方文獻的范圍，杜先生認為應分為書報、圖片兩部分：
書報包括書本、雜志，日報。報告、冊籍、表簿卷軸及其他有關本省的書刊。
圖片則凡有關本省的圖畫、照片，碑志、拓片、檔案、譜牒、傳單、招帖、板片、唱片、影片及其他制作品均在搜集之列。
關于地方文獻的藏書組織，杜先生以廣東為例，歷來主張分為三大類，即：廣東史料、粵人著述（包括外省人在廣東工作、生活過的“寓賢”）和廣東出版物。為了便于讀者檢索，杜先生又于抗戰(zhàn)后著手編制廣東文獻索引四種，即除前述三大類索引外，另編廣東名人傳目一種。此四項索引應逐年刊出，五年或十年匯刊一次，以供研究廣東文獻者使用。其后雖只有部分索引刊行，但卡片積累不少，而杜先生之設想亦可見一斑了。：
杜定友先生長廣東省圖書館長達十五年之久，為本館的廣東文獻專藏奠定了基礎，到他調職不久的1956年，廣東文獻已達96，000件。此后，我們“蕭規(guī)曹隨”除“文革”十年之外，繼續(xù)搜集、整理廣東文獻，舞統(tǒng)計，到1981年底，已積累了二萬多種，18萬余冊。
關于廣東文獻的書刊分類，我們采用“一刀切”的辦法：凡解放前的廣東文獻，仍采用杜氏廣東文獻分類法，解放后出版的則改用中小型圖書分類法，兩者均用“K”作冠號，以示區(qū)別。
由于時異勢遷，實踐提出了一些杜定友先生沒有碰到，也不同能碰到的新問題，需要我們去認真解決：
（一）“文革”以后，我國出版業(yè)翻開了新的一頁。圖書、雜志亦如雨后春筍，地方出版書刊和內部發(fā)行資料亦如雪片飛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因此杜先生在抗戰(zhàn)和復員時，為了搶救文獻而提出來的巨細不遺，寧濫勿闕”，和“不論片楮只字，均在搜藏之列”的方法，事實上是辦不到的，而且他自己也說：“文化的材料，經緯萬端，誰也不能將文化史料全部保存，天下也沒有這樣大的地方，可以容得下�！耙虼说胤轿墨I的采選也應以“要在精選，以切實用”為方針。
（二）事實證明，省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對于科學技術研究，雖不如各專業(yè)圖書館，但對于社會科學、語言文學的研究，卻作用很大，甚至可以說是不可代替的，故應予加強。鑒于眾多�。▍^(qū)）雖已先后公布本�。▍^(qū)）書刊呈繳�。▍^(qū)）圖書館制度，但執(zhí)行不夠理想，似應鼓勵各縣、市圖書館搜集或代省館征集本縣、市的文獻、出版物，同時省館也要加強省內交換工作。
（三）地方文獻雖大體分為三個專藏，但必須明確以本省史料為主。如廣東人撰寫的廣東史料專著而又在廣東出版者，則購置一冊編入廣東史料即可，不必每個專藏一冊，以減少復本。
（四）本省出版而無地方特色的書刊，例如翻印的全國統(tǒng)一教材等，不必列入地方文獻專藏。
（五）有些書刊，如確是地方專藏和普通閱覽都需入藏的，可以把專藏書刊作為“保存本”處理，而不必增加圖書復本率。
這樣處理，是否妥當，當然還可以討論。
〔出處〕 江蘇圖書館學報 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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