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地方文獻

地方文獻是人類文化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國家文獻和歷史文獻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區(qū)域性和實用性。同時，地方文獻是圖書館、特別是藏書建設的重點之一，它對促進地方經濟建設的發(fā)展和文化科學事業(yè)的繁榮，越來越顯示它的咨詢與決策作用，因而，受到了國內外圖書館界所關注。

一、關于地方文獻的概念

近半個世紀以來，由于地方文獻工作的發(fā)展和它所發(fā)揮的作用，使得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都熱衷于地方文獻的研討。由于人們認識理解的不同，于是便衍生出數(shù)十種有關地方文獻的定義來，幾乎有多少人研究地方文獻，就有多少種地方文獻的定義，誰要探討地方文獻問題，誰就要首先申明他對地方文獻概念的見解。讓我們先看看西方及東歐幾種有代表性的看法：

（1）英國。在《哈羅德圖書館員術語》（《Harrod’s Libarians ’ Geossary》）一書中對“地方文獻”作如下表述：“圖書館所收藏的有關當?shù)氐奈墨I資料，包括書籍、地圖、畫片以及其它資料”。此外，在1962年英聯(lián)邦頒布的地方政府法案中規(guī)定：“給地方當局以通過捐贈購買或接受寄存等方式，獲取地方文獻（記錄）權利。這些地方文獻（記錄）或者其中的大部分，是有關某地利益的。因此，允許一個地方當局單獨存貯，也允許與其它地方當局聯(lián)合存貯”。

（2）美國。圖書館學學者愛德華·G·伍爾夫認為：地方文獻包含某一地區(qū)生態(tài)變化的文獻，這些生態(tài)變化是由人與人之間的影響，人與變化中的環(huán)境和人與一些政治行政集團權力范圍相互影響以及人與自然區(qū)域的相互影響。

（3）蘇聯(lián)。著名的目錄學家H·A·茲多勃洛夫，在《地方文獻目錄基礎》一書寫道：“地方文獻書目，本身就包含著內容方面帶有地方性的各種出版物的著錄，不管它出版和印刷的地方如何……”。他還把“地方文獻”定義以明確和具體化：“如果出版物中報導、記載、分析或總結著以下幾方面，那么它們在內容上就是屬于地方性的出版物：（a）在某一地方范圍內所觀察到的現(xiàn)象；（b）在某一地方范圍以外所觀察到的，但是由于這個地方的力量的活動所產生的現(xiàn)象；（c）在某一地方范圍以外所產生的、但為了影響或研究某一地方而由與這一地方無關的力量的活動所造成的現(xiàn)象。例如，敘述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北方工作委員會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幫助雅庫梯自治共和國的活動的出版物，就是屬于雅庫梯的地方文獻”。

我國圖書館界近期興起對地方文獻的討論，又給出了不少關于地方文獻的定義和界說，總的說來，不外乎兩種基本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文獻是指有關本地方的一切資料，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物與著述、地方出版物三個部分，這是以杜定友先生為代表的意見。另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文獻就是以出版物的內容是否具有地方特點作為劃分的唯一標準，這是以甘肅、湖南省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為代表的意見。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在于：地方文獻僅指內容涉及該地區(qū)的文獻，還是包括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不管內容如何。于是又有人把這兩種觀點引伸為狹義與廣義的概念，并提出圖書館應從廣義上搜集地方文獻，狹義上保管利用地方文獻的意向。上述國內外諸多的地方文獻概念，均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描述，如何從中選擇、評價、總結出一種新的科學概念，我認為應從分析地方文獻的特點入手，才能揭示地方文獻的本質屬性，以便更好地開展地方文獻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

文獻是人類歷史的產物，它伴隨著人類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而產生與發(fā)展，而人類的出現(xiàn)首先就是分地域的，他們可以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去創(chuàng)造自己的文化和文獻，因此，地方文獻是以區(qū)域為中心的記載物，其內容、形式都應與區(qū)域有關。所以，它在空間上具有鮮明的區(qū)域性。其次，地方文獻在時間上有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界限，我們對一切文獻，尤其是歷史文獻，都有一個認識、應用的價值觀念問題。地方文獻中的地方志、地方史、譜牒、地方年鑒、方言、風情、經濟等，大多出自當?shù)孛�人手筆或機關團體的編纂，而且多經過實在調查、采訪，有比較確切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資料翔實、可靠，所以，地方文獻在價值觀上又具有史料性和實用性的特點。同時，地方文獻的內容涉及人口學、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經濟學、語言學、宗教學以及農業(yè)科學、地質科學、地球物理學、醫(yī)學地理、自然地理、動植物學等，幾乎包括了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所以，地方文獻在內容上具有廣泛性的特點。

認識地方文獻的特性，對探討地方文獻的概念，有很大的意義。概念是事物內在本質屬性和它適用范圍的反映，要科學地表達事物的概念，必然首先要對事物的本質特性作全面分析與了解。既然地方文獻具有空間的區(qū)域性、價值的史料性、內容的廣泛性，故其概念一定要反映這些本質的特性，所謂特點決定概念。據(jù)此，我們試圖這樣來界定“地方文獻”的涵義：地方文獻是反映特定區(qū)域內一切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以及群體活動方式的記錄，凡在內容上涉及該區(qū)域并具有一定價值的軟文化，均屬地方文獻。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是物質的，一切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都是事物的外部形態(tài)和外部聯(lián)系，是本質的外部聯(lián)系，任何事物都是本質和現(xiàn)象的統(tǒng)一。人們通過斗爭，不僅可以認識自然界的現(xiàn)象、性質和規(guī)律，認識人和自然界的關系，而且還不斷加深對人和人的關系與對社會現(xiàn)象的認識。地方文獻主要體現(xiàn)這種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反映改造自然和社會的主體——人的群體本質、群體現(xiàn)象。它主要對群體也包括對個人的描述，但僅體現(xiàn)個人特征和現(xiàn)象，就不能構成全部地方文獻。人類活動方式是一種較廣泛的社會現(xiàn)象，它包括生產方式、組織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社會遺傳方式等七個主要方面，這是人類文化現(xiàn)象最基本的內容。正因為這種自然和社會現(xiàn)象及人的活動方式，成為群體間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的最基本、最有意義的依據(jù)，并產生和構成了各區(qū)域地方文獻的內容、特色和重點。而人類通過各種斗爭和智慧所創(chuàng)造的精神產品（軟文化），它可能是財富，也可能是腐朽之物，所以地方文獻主要指那些有價值、有實用性的軟文化。

這就是地方文獻的概念和涵義。認識這一概念，對于科學研究與實踐工作范圍的厘定、工作重點的選擇，都具有一定的意義。有人認為地方文獻是指有關某一區(qū)域的一切文獻，這個“有關”是指內容有關還是形式有關？抑或兩者皆有？而“一切”顯然含有史料應用價值的文獻，也包括沒有史料應用價值的文獻，我認為這一觀點沒有抓往地方文獻的特點，顯得含混概念不清。科學研究是探索認識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而實踐活動則是具體的生動活潑的一種過程，如果概念過于含混，對科學研究與實踐工作都是無所適從甚至是無所作為的。

二、地方文獻的范圍及其中的幾個問題

“為了使地方文獻概念具體化，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地方文獻的范圍。劃定事物的范圍，關鍵的一點是確定標準，這一標準既要考慮科學研究的目的，又要考慮實踐工作便于掌握�？梢赃@樣說，科研的目的是為了認識事物的本質，實踐工作是為了發(fā)揮事物的潛能作用，范圍的劃分就是為了更好地開展科學研究和實踐活動。對地方文獻范圍的劃分，也應作如此考慮即如何深刻地認識地方文獻工作規(guī)律？如何更好地發(fā)揮地方文獻為社會經濟發(fā)展和文化科學事業(yè)的繁榮服務的作用？如何更有效地選擇、存貯、整理與開發(fā)地方文獻等等。為此，我認為地方文獻范圍，應包括下列三個方面：區(qū)域事物，區(qū)域人物，區(qū)域出版物。

區(qū)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區(qū)域內所存在、發(fā)生的自然現(xiàn)象與社會現(xiàn)象，它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在特定區(qū)域內歷史上和社會上所發(fā)生的事，如事件、事故、事變、事情以及社會形成的階級關系、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等，在文獻的表現(xiàn)方式上，有地方史、地方志、大事記、地方年鑒、區(qū)域經濟以及地方風情等；另一是指在特定區(qū)域內所存在的一切有形的物質，如動物、植物、礦物、物產等，在文獻的表現(xiàn)方式有動、植物學、農業(yè)科學、地質科學、礦藏學、土特產、名勝古跡、金石碑碣等。上述文獻，都能從宏觀或微觀上反映一個地區(qū)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對認識與開發(fā)某一區(qū)域，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地方文獻的主要部分。

區(qū)域人物。人是構成一地區(qū)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是建設開發(fā)地區(qū)的主要力量。同時，人物是某一行政區(qū)域或某一地理范圍甚至是一個國家的民族素質的體現(xiàn)，民族素質的高低，反映了該地域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基本狀態(tài)。因此，有關區(qū)域人物的記載，是地方文獻的一個組成部分。區(qū)域人物一般以籍貫作為劃分標準，但人具有職業(yè)的選擇性，居住的流動性，并非所有人都能長期固定在一地工作與生活，但他們的地區(qū)與民族屬性（如語言、生活習慣、地方觀念、氣質情感等），卻是十分明顯的。對表述他們一生的事跡的傳記、傳略、評傳、年譜等，無疑是研究一個地區(qū)歷史發(fā)展的重要文獻。因此，有關一個地區(qū)的歷史與現(xiàn)代的重要人物（不以官階劃分，而主要看影響），包括社會活動等，都屬于地方文獻。區(qū)域人物，應不以政治制度或政治態(tài)度去劃分，當然，我們要盡量反映新社會新制度的進步人物，但不能完全摒棄舊社會的“反動人物”，對封建社會的“孝子”、“烈女”等人物，自然可不必收入。至于地區(qū)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獻？我認為應以是否反映該地區(qū)的事物作為劃分的標準。本地人寫本地事是常有的，本地人寫外地事也是有的，歷史上如宋濟南人李格非撰《洛陽名園記》、宋建安范致明撰《岳陽風土記》、清道州何紹基撰《金陵雜述》、近人新會陳垣撰《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如果都歸入作者原籍的地方文獻，就顯得很不協(xié)調。因此，我們對待一切著述，應緊緊圍繞地方內容這一要點而決定去舍，這是一個明確的界限，不然，將會造成邏輯概念與實踐工作的混亂。

區(qū)域出版物。地方出版物，是反映一個地區(qū)文化水準的標志之一。同時，也能反映這個或那個地區(qū)在本地區(qū)文化、科學、經濟發(fā)展上的成就和地位。然而，從內容上來說，地方出版物并非完全反映地方性的，尤其是科學理論著作�？梢赃@樣說，一切出版物相對地可分為三類：（1）內容完全涉及這個或那個地區(qū)的出版物；（2）內容部分涉及一個地區(qū)的出版物；（3）內容僅是一般性問題或科學理論的出版物。我認為地方文獻只能包括第一類和部分第二類的出版物。綜觀我國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它具有古代出版業(yè)的壟斷性、近代出版業(y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以及現(xiàn)代出版業(yè)矛盾斗爭的錯綜復雜性的特點。作為地方出版事業(yè)，由于受出版與發(fā)行、經營與管理的制約，出版物的內容未必反映當?shù)氐奶攸c。目前，我國地方出版社有近二百家，過去一直堅持以“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眾化）為出版方針，近年來，又提出“立足本地，面向全國”的方針，出版的范圍、內容都擴大了，特別是近年來各地建立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出版社，如安徽的黃山書社、山東的齊魯書社、河南的中州古籍出版社、陜西的三秦出版社、湖南的岳麓書社、四川的巴蜀書社等，這些出版社出版過一批地方文獻。但由于經營上的問題也出版了一些小說或稀見古籍，并不一定具有地方內容的圖書，如山東的齊魯書社在1987年出版的文史哲圖書中，具有地方特色的僅有一半左右，其它類型的地方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文藝出版社、教育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美術出版社等，出版具有地方特色的圖書比例，自然要比上述出版社更低些，有的甚至還出版了外地史料的圖書，如近年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雷峰塔奇?zhèn)鳌�，岳麓書社出版了《閩產異錄》等。因此，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為地方文獻，顯然是不恰當?shù)摹?

上述三個組成部分，它們之間是互相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的。區(qū)域事物是以內容體現(xiàn)地方文獻的，過去古人有謂“地近則易核，時近則易真”“以一方之人修一鄉(xiāng)之書，其見聞較確，而論語亦較詳也”（章學誠語），所以，區(qū)域事物的著述，往往多出于當?shù)厝耸止P，并由當?shù)爻霭�，因此，這是地方文獻的主體。區(qū)域人物則是以居民與民族的關系作為地方文獻的，他們當中不少人以家鄉(xiāng)事物為題材，寫出了不朽的著作，即使有的人（如孫中山、郭沫若等）長期在外間工作，但他們的事跡往往在故鄉(xiāng)或他鄉(xiāng)廣為傳頌�？梢姡�人物與地區(qū)有著一種自然的維系。區(qū)域出版物之所以作為地方文獻，主要從文獻角度去考慮的，因區(qū)域出版物從內容到形式，都或多或少反映地方的特點，如古代有謂“蜀本”“浙本”“閩本”“麻沙本”“平水本”等，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絕對性與相對性，以哲學觀點看，地方文獻也同樣具有相對性與絕對性，可以這樣認為，任何一種地方文獻，都可能同時具有上述三者之一以上，它們之間的關系、主要圍繞以區(qū)域事物而展開，我們可以圖示：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A：區(qū)域事物 B：區(qū)域人物 D：區(qū)域出版物

從上圖結合演變，地方文獻可以產生如下方式：

（1）區(qū)域事物是由區(qū)域人物著述的，如圖一。

（2）區(qū)域事物的文獻是由區(qū)域出版社出版，如圖二。

（8）區(qū)域人物事跡是由區(qū)域出版社出版，如圖三。

（4）區(qū)域事物是由區(qū)域人物撰寫并由區(qū)域出版社出版，如圖四。

在地方文獻的范圍中，有幾個問題是需要注意和掌握的。

（1）地方文獻的地域范圍，應考慮該地區(qū)的歷史、自然、經濟和民族特點，我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時有古今，地有沿革，各個時代的行政區(qū)域多有所不同，如歷史上的廣東，包括海南島及北海，如今北海欽州劃歸廣西省建制，海南島單獨建省，地域范圍有較大的變化。又如甘肅，歷史上原屬陜甘總督管轄，明代分設陜西和甘肅建制，民國又將青海、寧夏劃出分建行省，所以，西北陜、甘、青、寧數(shù)省，歷史上關系密切，故他們把地方文獻的地域范圍，擴大到整個西北地區(qū)。因此，我們考慮地方文獻的地域范圍時，除應以現(xiàn)行區(qū)域為主外，還應注意本地區(qū)的自然、經濟及民族特點以及歷史上有密切關系的鄰近地區(qū)的文獻。

（2）地方文獻的收藏應有重點，體現(xiàn)地方特色。地方文獻除應全面收藏外，還要根據(jù)當?shù)氐奶攸c，如自然、地理、物產、民族以及其他因素，去考慮收藏的重點。如我國旅居國外的華僑，廣東籍華僑約占總數(shù)的百分之七十，約為820萬人，華僑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和美洲各地。同時，廣東地處我國南疆，大部分地區(qū)屬亞熱帶氣候，經濟作物種類繁多，約有一百多種，水果品種達二百七十多種。木材資源豐富，是我國南方木材重要產區(qū)之一。廣東還是我國南大門，毗鄰港澳，是我國通往東南亞、大洋洲、中近東和非洲等地區(qū)的最近出�？�，是歷史上就已發(fā)展形成對外貿易和友好往來的重要口岸。因此，廣東的地方文獻可以華僑、外貿史意義通商和熱帶及亞熱帶作物作為收藏的重點。云南地處祖國西南邊陲，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省區(qū)，有少數(shù)民族二十五個，人口在一千萬以上，約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學與文獻，故少數(shù)民族可作為云南地方文獻的收藏重點。其他地區(qū)，也相應地有自己的特點，如上海的工業(yè)、外貿，陜西的名勝古跡，山東的齊魯文化，遼寧的礦產與滿文化等，都可以作為收藏的重點�？梢哉f，沒有重點，就沒有特色，如果事無大小、面面俱到地收藏，就會削弱地方文獻的應有作用。

（3）對某些歷史人物的掌握處理問題。我國歷來以世居之地作為一個人的籍貫，相沿為襲，是否科學？先不作討論。但人要生存要交往，從此地到彼地，或由彼地到此地，因而時間長了，又產生寄籍、僑寓等問題。在地方文獻中，對歷史人物如何掌握，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尤其是一些人長期任職或居住在外地，他們對當?shù)赜幸欢ㄘ暙I和影響，到底算不算區(qū)域人物？這個問題帶有普遍性，值得探討。以廣東為例，歷史上的韓愈、蘇軾、阮元、林則徐、張之洞及近現(xiàn)代的魯迅、朱光、陶鑄等，他們在廣東的業(yè)績，是盡人皆知的�，F(xiàn)在一般的做法是，有關外地人的傳記不入此地的地方文獻，如他們的著述內容與該地區(qū)有關的，應作為地方文獻，否則，從略。

（4）關于地方文獻中有關文藝作品的問題。文藝作品是作家、藝術家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對人物或事件經過選擇、提煉、集中和概括之后，塑造出生動、具體的形象，從而反映出一定社會生活的本質。文學作品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雖有虛構、夸張之處，但不少作品，還是以一定的事實作為基礎去描寫的。如《歧路燈》，這部小說對在康熙至乾隆年間、河南地方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可以說是河南前清時期的風俗史。又如著名的小說《聊齋志異》，在近五百篇故事中，絕大部分是記載山東，尤其是作者家鄉(xiāng)淄川縣（今淄博市）的故事，書中雖多敘仙鬼狐魅之事，涉幽冥虛幻之境，但一般都以“耳目所睹記、里巷所傳聞、同人的籍錄”為依據(jù)，并非完全出于作者的虛構，有些還可補正史之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所以，《歧路燈》、《聊齋志異》，可以作為河南和山東的地方文獻。同樣，歐陽山的《三家巷》、佚名氏的《三春夢》等文藝作品，也可作為廣東的地方文獻。

（5）關于現(xiàn)代文獻的問題�，F(xiàn)代文獻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突破了文獻的傳統(tǒng)出版形式，朝著文獻縮微化、文獻存貯磁性化和文獻形式多樣化的方向發(fā)展。地方文獻當然包括現(xiàn)代文獻類型，并且要積極收集這方面的地方文獻。在現(xiàn)代文獻中，收集視聽資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其中尤以唱片和影片具有較大的地方特色。在唱片中，表現(xiàn)了我國民間歌曲的曲調豐富多彩，有優(yōu)美抒情的地方山歌，有節(jié)奏強烈的勞動號子，有流利暢達的地方小調等，如東北民歌、陜北民歌、四川民歌。唱片中還有我國傳統(tǒng)的地方戲曲，如京劇、評劇、豫劇、昆劇、滬劇、漢劇、川劇、粵劇、越劇等，極富地方色彩，是表現(xiàn)一個地區(qū)的方言、舞蹈、音樂等于一體的藝術。在影片與錄象中，主要指那些具有地方內容的部分，大體有這些類型：歷史故事片，如“甲午風云”、“怒潮”、“西安事變”等；民間故事片，如“劉三姐”、“五朵金花”、“芙蓉鎮(zhèn)”等；名勝風情片，如“漓江漫游”、“南粵風采”、“瑤族風情”等；人物傳記片，如“孫中山”、“節(jié)振國”、“林則徐”等。這些影片，都具有濃厚、形象的地方色彩，可以作為地方文獻收藏。

三、國內外地方文獻工作的發(fā)展

地方文獻與其它學科一樣，都有一個產生發(fā)展的過程。早在周代，周官分別掌管“方、策、版、簡”，有謂“小史掌邦國之志”（即皇室家族譜牒），“外史掌四方之志”（即諸侯國之志，如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禱》），這些都屬于地方文獻，只不過當時沒有意識地把它們聚集在一起，我們再通過《隋書·經籍志》查檢，僅地理記一類就收地理書139部， 14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地方史和地域地理，如《洛陽記》、《荊州記》、《會稽古地記》、《南州異物志》、《隋諸郡土俗物產》等，可見專記一地事物的文獻越來越多了，據(jù)王欣夫先生考證，地方文獻書目。約創(chuàng)始于北齊與北周之間、在宋代劉知幾《史通·書志》一書中，載有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內有“墳籍志”一項，專錄鄴下（今河北�。┪娜藢W士所著之書、此書雖已亡佚、但仍可認為是開地方文獻書目的先河。在現(xiàn)存最早的地方文獻書目中，恐怕要推宋高似孫《剡錄》了，剡為今浙江乘縣，該書載有“先賢傳，和“著述”兩欄，內容一取本地人及其著述，二取僑居本地名人及其著述，如收外籍人戴逵、玉羲之、謝靈運等名流。書中所錄文與詩，皆取與剡有關內容，并不一定是本地人之手筆，如有白居易的《沃洲山禪寺記》、舒元輿的《吊剡溪古藤文》等�！敦咪洝返捏w裁與內容，對后來的地方文獻工作有所啟發(fā)與影響。

利用地方文獻編纂地方志，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至今仍經久不衰，而地方志的發(fā)展，又有力地推動了地方文獻向縱深方向開展。所以，以明清以來，我國出現(xiàn)了以地區(qū)為范圍專收一地文獻的叢書，即“郡邑叢書”，如有的認為最早的一縣叢書——《海鹽志林》，就是明人樊維城編輯的。此外，還有一府之叢書，如《紹興先正遺書》、《常州先哲遺書》；《武林掌故叢編》等；有一省之叢書，如《畿輔叢書》、《嶺南叢書》、《豫章叢書》等。據(jù)《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的郡邑叢書就有七十六種之多。民國以后，出現(xiàn)了一些專門收集、編纂地方文獻的地方文化團體和機構，編印了許多地方文獻，如國立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編印的《東北文獻叢書》、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的《山右叢書初編》、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纂委員會的《吳中文獻小叢書》、廣東叢書編印委員會的《廣東叢書》、紹興公報社的《越中文獻輯存書》等。在湖北由石榮璋、劉契園等人組織了“楚學精廬”，專門搜集、整理地方文獻，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魯迅先生對地方文獻工作也很熱心，親手編制了《舊紹興八縣鄉(xiāng)人著作目錄》、著錄鄉(xiāng)邦文獻80種，選錄極為精審，為研究浙江地方文獻提供了重要資料，廣東地方文獻工作，從明代開始，就有一定的基礎，曾被譽為“廣東文獻學者”的黃佐、香山縣人，正德進士，主修過《廣東通志》、《廣州府志》、《羅浮山志》、《廣州人物傳》等書，對鄉(xiāng)邦文獻的編撰與收集，于后來都有深遠的影響。以后的郭棐編撰《廣東通志》、《粵大記》、《嶺海名勝志》、《西樵山志》、《粵東名臣志》《嶺南諸夷考》，屈大均編撰《廣東新語》、《廣東文選》等，都名噪一時。在明清兩代廣東曾編有《嶺南文獻》、《廣東文獻》、《嶺南文鈔》、《粵東文海》、《廣東文征》等圖書。民國以來，番禺冼玉清女士，執(zhí)教嶺南大學，收集粵人著述甚多，撰有《粵人著述過眼錄》、《廣東文獻叢談》．與其同時的還有黃蔭普先生、李景新先生、分別撰有《廣東文獻知見錄》和《廣東研究參考資料敘錄》。專門從事廣東地方文獻的收集研究工作，在國內外有一定的影響，更應提出的是杜定友先生，他對地方文獻的研究與貢獻，是十分令人欽佩與贊揚的。他在《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等一系列文章中，首先提出了“研究鄉(xiāng)邦文化，發(fā)揚民族精神”的口號，并大聲疾呼“各地方的圖書館，對于保存地方文獻，尤為專有之責”，他身體力行的，既研究又實踐，對推進廣東地方文獻工作，作了卓越的貢獻。 ”

現(xiàn)在，地方文獻已成為社會和圖書館所關心的一項重要工作，許多出版社都在編印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獻叢書”。如廣東、山東、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甘肅等地出版社，分別編印了《廣東地方文獻叢書》、《齊魯英杰》、《山左名賢遺書》、《杭州掌故叢書》、《安徽名特產》、《桐城派文選》、《八閩文獻叢刊》、《閩臺史料叢刊》、《福建歷史人物傳記叢書》、《江西革命歷史資料叢書》、《絲路訪古》、《敦煌研究》等等。臺灣地方文獻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他們成立了“中國地方文獻學會”的專門研究組織，除每年出版年刊外，還編輯出版了《四川文獻》、《湖南文獻》、《山東文獻》等各省地方文獻。1987年，臺灣還出版了《中國地方文獻社團會要》，是近三十年來臺灣地方文獻工作概況和實錄。

收集整理開發(fā)利用地方文獻，是圖書館義不容辭的職責。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在《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就明確規(guī)定，要“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中央及地方有關部門 ，還多次發(fā)文, 收集保存地方文獻作了專門指示，為此，一些省市圖書館把這項工作作為一項具有戰(zhàn)略性的工作來抓，有的館還成立了“地方文獻部”，把這項工作全面深入開展起來，有的館則編排地方文獻目錄和設立地方文獻閱覽室，專備讀者查閱、如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目前收藏地方文獻已達十八萬多冊，僅1984年，使用廣東文獻的讀者已達七千五百一十九人次，流通文獻四萬四千余冊，該館還特建“孫中山文獻專藏室”，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為了加強對地方文獻的現(xiàn)代化管理，該館還運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用縮微技術搶救稀有文獻和破舊文獻，并且還特別應用了電腦技術，建立了“廣東地方文獻數(shù)據(jù)庫”，這一新的技術，已通過部級技術鑒定和獲得文化部科技成果二等獎，為地方文獻的有序存貯和快捷檢索，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和基礎。我國西北、東北及其他省的圖書館，在地方文獻工作方面，也同樣取得了一定經驗和成果。

在國外，地方文獻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蘇聯(lián)在建國初的1921年，在文化部下設立了地方（文獻）研究中央執(zhí)行部，發(fā)行專業(yè)雜志《地方研究》。1926年，著名的圖書館活動家克魯普斯卡在全蘇圖書館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地方文獻和圖書館”的專題報告，對推動這項工作的開展，起了積極的作用。1959年，蘇聯(lián)又制訂了《各州、邊區(qū)和共和國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條例》，1960年，召開了全蘇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會議，對多年來的工作經驗進行了交流和總結，并就貫徹上述《條例》提出了積極意見，因此，蘇聯(lián)地方文獻工作能得到持久深入的開展。蘇聯(lián)學者還著有《地方文獻目錄學》、《地方文獻書目基礎》等專著。在英國，著名的圖書館學家薩維奇很熱心地方文獻工作，他是倡導圖書館進行地方文獻研究的英國圖書館館長之一，他曾一手組織著名的考文垂和沃里克郡藏書，并為之悉心設計了一個直到現(xiàn)在仍在使用的特殊分類法，其水平在當時的地方藏書中，是首屈一指的。美國地方文獻工作開展得也很好，近年來，美國《圖書館雜志》發(fā)表了八位著名的學者對圖書館未來的看法，他們認為，在今后十年內，技術將在圖書館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地方文獻將會成為圖書館館藏的主要成分。

綜觀國內外地方文獻工作，具有如下特點，（一）開展比較普遍，尤以公共圖書館系統(tǒng)更為突出；（二）得到上級行政機構的重視，不少部門還專門為此制訂條例，發(fā)布文件；（三）地方文獻的作用、地位，越來越明顯，（四）地方文獻的開發(fā)利用，采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是今后發(fā)展的方向；（五）地方文獻的研究，正逐步開展起來，并有了新的突破。

四、文獻工作與地方文獻學

文獻工作在我國漢代已有開展，劉向、劉歆整理宮廷典籍，就是一項文獻工作。以后魏晉、隋、唐各代多次大規(guī)模整理古籍，尤其是明代編纂《永樂大典》、清代編纂《四庫全書》，也都是大規(guī)模的文獻工作�？梢娢墨I工作在我國已有悠久的歷史，但文獻學的出現(xiàn)卻姍姍來遲，大約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才由鄭鶴聲、鄭鶴春在《中國文獻學概要》一書提出的。他們對文獻概念的理解，僅限于古文獻，因此，文獻學是指考訂和論述古文獻在分類、目錄、�？�、編纂、翻譯、版本等方面的源流和做法，與章學誠、范希曾、張舜徽等所說的”校仇學”相似。八十年代初，張舜徽先生又新著了《中國文獻學》，他在書中說，“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于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為校仇學家。所以，校仇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凡是有關整理、編纂、注釋古典文獻工作，都由校仇學家擔負了起來”。這可說把我國傳統(tǒng)文獻學的涵義、內容、范圍和任務，作了一個比較系統(tǒng)和全面的總結。根據(jù)張先生本書的內容，文獻學是指研究我國古文獻的分類、目錄、版本、校勘、辨?zhèn)巍⒆⑨尅⒕幾肱c印刷、源流和整理等的一門學科。不久，我國又出版了吳楓先生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和王欣夫先生的《文獻學講義》等新著，但從內容上說，都沒有脫離古文獻的范圍。如王欣夫先生說：“廣義的文獻學是無法在課堂上講授的，然而，既稱為文獻學，就必須名副其實，至少要掌握怎樣來認識、運用、處理、接受文獻的方法”，他把目錄、版本、校仇三個部分作為該書的主要內容，“編目錄是為了介紹文化遺產，講版本為了檢擇可靠的材料，校仇是整理材料的方法”。這幾部有關文獻學的專著，有的已標明是古文獻學，無所非議，而稱“文獻學”的，實際也只是古文獻學，沒有涉及近現(xiàn)代以及國外文獻的基本情況和研究的問題。

其實，現(xiàn)代的文獻學和我國傳統(tǒng)的文獻學，在涵義、內容、范圍和任務等方面，是不盡相同的。由于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以及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產生，因此，文獻學不但內容、范圍相當廣泛，而且涉及許多理論、方法和新技術的問題，并由此派主出各個學科的文獻學，如“文學文獻學”、“史學文獻學”、“經濟文獻學”、“醫(yī)學文獻學”、“化學文獻學”、“社會科學文獻學”等。但是，總體的文獻學卻被人忽視了，以至出現(xiàn)對文獻學與文獻工作定義的紛爭，甚至有人只承認文獻工作，而不承認文獻學這種狀況，反映了現(xiàn)代文獻學還不很成熟。如英國文獻學家S·C·布拉福德認為文獻學“是搜集分類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動記錄的技藝”，德國學者R·S·泰勒認為文獻學“指一系列的技術而言，其目的是為了有條不紊地提供組織傳遞記錄的專業(yè)知識，使所包含情報達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國圖書館學和文獻學家J·H·希拉認為文獻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發(fā)展新的分析、組織與檢查方法以充分利用各種記錄得來的知識”。上述論述大多側重于文獻處理的技術和方法，并沒有全面系統(tǒng)地闡明文獻學的定義。我國袁翰青同志在六十年代曾發(fā)表《現(xiàn)代文獻工作基本概念》一文，他指出“文獻工作是組織知識的工作。……通常的所謂文獻工作實際有兩個方面：知識組織工作的一方面和情報檢索工作的一方面，只有經過科學地組織起來，檢索工作才有基礎。組織工作是本，檢索工作是用，這本和用的兩方面，構成文獻工作的基本內容”。后來郭星壽同志在《社會科學文獻學》講義中又有所發(fā)展：“文獻工作是以特定的文獻為工作對象，采用科學的方法搜集、評價和選擇文獻，并通過書目索引、主題索引、文獻題錄、文獻綜述或述評等多種途徑，以傳遞社會科學知識為目的，來滿足廣大讀者和研究工作者對社會科學情報和資料以及文獻檢索方法等的要求的一系列的活動”。

從上述國內外學者的觀點中可以看出，現(xiàn)代文獻學的定義和內容已大大擴展了，現(xiàn)代文獻學研究和現(xiàn)代文獻工作，比傳統(tǒng)文獻學傳統(tǒng)文獻工作，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它不囿于文獻的分編、校勘、版本、典藏等模式，而是注重于文獻的產生、分布、交流、利用等規(guī)律的探討，它的明顯特點是對文獻從收集典藏轉到開發(fā)利用，即從靜態(tài)特征研究轉為動態(tài)特征研究。這是工作與研究一個質的飛躍。因此，文獻學的研究，應與傳統(tǒng)的目錄學、�？睂W，版木學結合以外還應與圖書館學、情報學、信息學以及教育學、數(shù)學、計算機科學等新學科結合起來，而且有的學科內容已成為文獻學本身構成的有機部分。

地方文獻屬于文獻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地方文獻工作呢？我認為地方文獻工作，就是根據(jù)圖書館的性質方針和任務，對地方文獻進行系統(tǒng)地開發(fā)、科學地整理和有效地利用的一種過程。

系統(tǒng)地開發(fā)，主要根據(jù)地方文獻的范圍內容與地區(qū)發(fā)展戰(zhàn)略的要求，通過各種方式與渠道，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采訪收集（包括古今中外的有關文獻），并在此基礎上，對反映地區(qū)特色的重點文獻，更要系統(tǒng)地全面地進行搜集。

科學地整理，主要按照一定的方法和規(guī)則，對地方文獻進行了加工和組織，使之序列化與標準化。

有效地利用，就是運用必要的手段和先進的技術，及時地便捷地把文獻傳播到讀者和用戶手里，使之轉化為新的知識或生產力，更好地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

地方文獻學是文獻學的一個分支，它是研究區(qū)域文獻的形成發(fā)展及開發(fā)利用的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它以區(qū)域文獻與文獻工作為研究對象，以文獻學、目錄學與情報學的原理為基礎，探討區(qū)域文獻如何系統(tǒng)開發(fā)、科學的整理、有效地利用的一門新興學科，地方文獻學的內容和任務主要有兩個面：一方面，要研究與揭示地方文獻的內容、特點，掌握地方文獻的分布與存貯的規(guī)律，為做好地方文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要研究地方文獻的開發(fā)與利用，區(qū)分文獻的類型與探討地方文獻的工作規(guī)律，使之迅速轉化為新的知識或生產為，為地方經濟的發(fā)展和文化科學事業(yè)的繁榮，作出應有的貢獻。

探討某一學科的研究方法，這是任何學科不可缺少的認識活動，其目的在于使用已有的認識和經驗，特別是使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獲取新的知識，達到新的認識階段。方法既是以往研究的理論結果，又是以后研究的出發(fā)點和條件。一個理論上的突破，必然伴隨著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在實踐中，方法與理論是不可分離的，沒有不以理論為依據(jù)的方法，也沒有不籍助于方法的理論。

地方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與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都具有科學研究方法的普遍特征，他們是互相統(tǒng)一的，而不是互相對立的，但又有其自身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研究方法。地方文獻學可以采用哪些方法去進行研究與探索呢？我認為主要有下列幾種。

（1）哲學方法。哲學方法是最為概括、最具有普遍性的方法。人類認識的歷史表明，最基本的哲學方法乃是唯物主義辯證法。我們在地方文獻的研究中，可籍助哲學方法，去研究地方文獻工作的性質、方針和任務，探索地方文獻的基本原則及其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2）數(shù)學方法。又稱數(shù)學化方法，是運用數(shù)學語言對客體加以精確的定量描述，建立理論模型以及進行可靠的分析判定的方法。特別是運用數(shù)學中計量學的原理，去探索地方文獻的定量與定性分析、統(tǒng)計與評估以及科學管理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情報學。情報學是研究情報的構成、特性、分布和社會情報交流全過程的規(guī)律。具體地說，情報學是研究有關情報的收集、整理、存貯、檢索、報導服務和分析研究的原理原則與方式方法的學科。情報學與地方文獻學不但關系密切，而且還要借助情報學的原理方法去探索地方文獻的獲取與篩選、組織與控制、檢索與咨詢、報導與分析以及現(xiàn)代化技術在地方文獻工作的應用等等。

地方文獻學的研究方法當然還包括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等基本方法，這里只選擇上述要者加以簡單的闡述。

地方文獻要成為一門科學，就需要對它的概念、范圍、特點、作用、類型、整理利用規(guī)律等，作為一門科學的理論基礎去研究，只有深刻的認識與高度的理論升華，才能揭示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如果僅僅停留在一般工作方法的描述與工作經驗的總結，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構筑一門學科的。

〔出處〕 《廣東圖書館學刊》，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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