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杜定友對文獻工作的業(yè)績與評價
為圖書館事業(yè)奮斗終身的杜定友（1896一1967）先生，是一位研究面廣泛，著述豐富的圖書館學家。
在他的工作、研究、著述中，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地方文獻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長期以來，他對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進行了理論上的總結，作出了一定的業(yè)績和貢獻。
（一）
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獻，是近代圖書館有別于封建藏書樓的一項內容。杜先生早年極力主張地方圖書館要搜集地方文獻，解放前他曾大聲疾呼省圖書館要重視地方文獻，1941年的《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一文說，“各地的圖書館，對于保存地方文獻，尤為專有之責，以廣東文獻而論，負保存責任的當然是廣東省立圖書館了”，“誠然，提倡讀書運動，供應參考資料，這是每一個圖書館的責任，但是一個省立圖書館，則除此以外，更有重要的責任，就是保存廣東文獻”(1)。杜先生此文是我國關于地方文獻工作的早期論述之一。
杜先生不僅在理論上主張省圖書館要開展地方文獻工作，而且在實踐中身體力行。1941年，廣東省立圖書館在粵北韶關復館，他兼任館長，著手進行地方文獻的收集工作，以后并在廣東省圖書館建立“廣東文獻”專藏。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他回到廣州，兼任廣東文獻委員會委員，曾為廣東文獻館出謀獻策，其后，又兼任廣州市中山圖書館館長，中山圖書館在他的領導下，也開展收集地方文獻的工作。
解放后，黨和人民委任他擔任廣東人民圖書館館長，此后，他領導積極搜集地方文獻。1955年，廣東省圖書館和廣州中山圖書館合并，成立廣東省中山圖書館，二館的地方文獻也合二為一。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收藏的地方文獻在省館中是著稱的，據(jù)統(tǒng)計，截止1956年5月（杜先生離開省館后不久），廣東文獻已達95，000件，其中有許多重要資料，如革命文獻的原本，廣東地方志，廣東各姓族譜，東西南沙群島資料，近代史的許多重要資料，廣東文獻的善本和稿本等等，這批廣東文獻，“對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外交、國防等建設起了積極作用”（2），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fā)揮了較大的作用，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曾著文介紹。（3）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專藏，是我國省圖書館中早期組織并長期堅持下來的專藏，其能形成特色并發(fā)揮較大的作用，是與杜先生的倡導組織努力分不開的。杜先生是倡導組織省圖書館地方文獻專藏的先驅者。
杜先生還親自參加地方文獻的整理實踐，卓有成績者為編輯書目索引。解放前，他編了《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解放后，他編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史料目錄》。
《鴉片戰(zhàn)爭以來史料目錄》是為配合廣東省圖書館舉辦的“鴉片戰(zhàn)爭以來史料展覽”而編的，編于抗美援朝時期，旨在配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運用地方文獻來為反侵略斗爭服務。
《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是為收回國土恢復主權服務的，中山大學圖書館劉少雄同志在《緬懷圖書館界的老前輩杜定友先生》一文中說：抗戰(zhàn)勝利后，我國政府收回西、南沙群島，恢復主權，但接收后，法人提出異議。當時杜先生兼任廣東省政府西、南沙群島編篡委員會委員，負責資料組工作，他積極搜羅南海諸島史地資料，在獲得的資料中，以意大利前駐粵領事羅斯（G，Ros）所藏資料尤為豐富；復得臺灣省立圖書館和臺灣大學影贈資料一批，共計五百余件，編成《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一冊，根據(jù)中外文大量資料，證明南海諸島主權在我，不容異議，為維護國家主權，杜先生作出了貢獻”（4）。
（二）
在長期地方文獻工作實踐的基礎上，杜先生進行了地方文獻工作的理論總結， 1953年，他編寫了《地方文獻的處理》（未刊） ， 1957年，應在南京圖書館舉辦的省市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進修班之邀，講述地方文獻工作，并編成了《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使用》講稿，此講稿是我國第一份關于地方文獻工作的較系統(tǒng)的理論總結。此講稿，除引言、結語外，共有五部分，（1）地方文獻的范圍，（2）地方文獻的收集，（3）地方文獻的分類，（4）地方文獻的編目，（5）地方文獻的使用。簡明扼要地闡述了地方文獻的概念與內容，講述了地方文獻工作的要點。特別由于以長期的地方文獻工作的實踐為基礎的，不少論述是從甘苦中來的經(jīng)驗之談。
杜先生講稿中所包含的一些圖書館學思想是值得提出來談談的。
第一，在地方文獻搜集上求全，堅持資料客觀性。杜先主在解放前寫的《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一文說：“對于廣東文化的資料，巨細不遺，寧濫毋缺”，這在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大量查禁進步文化書刊的情況下，主張“巨細不遺”是有其積極意義的。解放后，這一求全的觀點有所發(fā)展，即有價值的資料要求全，他在講稿中寫道，“地方文獻是指有關本地方的一切資料，表現(xiàn)于各種記載形式的，如：圖書、雜志、報紙、圖片、照片、影片、畫片、唱片、拓本、表格、傳單、票據(jù)、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凡有歷史價值的，即‘斷簡另篇’‘片紙只字’，也在收集之列”。
第二，重視現(xiàn)實的地方文獻。這在講稿中多次談到，結語說：“文獻的內容并不限歷史意義，必須‘繼往開來，，對舊的材料要批判的接受，對于新的材料要及時收羅，以免‘稍縱即逝’”，在《地方文獻的收集》一節(jié)，批評說：“采訪員往往只注意過去，忘卻眼前的材料，只注意書本，忘卻其它”；在《地方文獻的范圍》一節(jié)的“史料”一項內云：“包括過去的和現(xiàn)在的，如：史地、文教、經(jīng)濟、政治、語言、文學、風俗、生產(chǎn)、建設等等，特別是當時當?shù)氐男迈r事物，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最近成就，和黨和政府的指示和決議”，等等。地方文獻的書本材料以歷史的居多，是很容易陷入只注意歷史材料的，杜先生要人們重視現(xiàn)實的地方文獻，是獨具慧眼的。
第三，地方文獻的工作方法既要針對地方文獻的特殊性，又要考慮統(tǒng)一。杜先生在總結地方文獻的收集、分類、編目等時，都針對地方文獻的特殊性，主張要有特色的工作方法，如提出的挑選、選輯等九種采集地方文獻的方法，有不少方式（如選輯——從報刊雜志中選輯）是從地方文獻的特性出發(fā)的。又如編目，提出：“地方文獻的一切資料都要編制分類目錄（兼排架目錄用），字順目錄（包括書名、人名、主題），和‘出版’編年目錄”，也是有特色的，等等。
對當時已考慮統(tǒng)一的工作方法，則主張統(tǒng)一，地方文獻的分類即是一例。
杜先生是圖書分類專家，以前自己又編過《地方文獻分類法》，很自然的，在講稿中會采用自己的一家之言，但是杜先生在講稿的分類部分寫下了如下二段話：“地方文獻應有特殊的分類法：（在統(tǒng)一的分類法基礎上，作適當調整）”“用統(tǒng)一分類表（暫用：《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草案）》的類碼”。毅然拋卻自己以前編的《地方文獻分類法》，采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主持編輯的《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草案》。
中國的學術界，由于受小生產(chǎn)的影響，缺乏標準化的思想，對一些應該統(tǒng)一的內容，著書時總好別出心裁，另搞一套。舉個相近的例子，關于漢字的檢索方法，早在十年內亂前就著手統(tǒng)一，并由國務院批準公布了四種試行方案，可是至今新出的工具書的檢索方法，多數(shù)還是各搞一套，不僅新的檢案方法不斷出現(xiàn)，就是人們習用的檢索方法，也總要搞點些微差別，如筆畫筆形檢索法，在筆形取用的多寡與排列次序上就五花八門。
杜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在地方文獻分類中，主張采用統(tǒng)一分類法，是難能可貴的。 著名科學家達爾文在其著作《人類的由來》的第二版序言中說：“我作的許多結論中，今后將發(fā)現(xiàn)有若干點大概會是、乃至幾乎可以肯定會是錯了的。一個題目第一次有人承當下來，加以處理，這樣的前途也是難以避免的”（5）。杜先生編寫《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使用》講稿，也是“一個題目第一次有人承當下來”，盡管其總結是初步的，篇幅也不大，理論深度也不夠，但其篳路藍縷之動是不可沒的。
（三）
在五十年代未的所謂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批判中，有文章對杜先生的《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使用》講稿中的觀點提出了“意見”。
這“意見”，涉及到對杜先生地方文獻工作的根本估價，必須加以討論。同時，此類“意見”在打倒“四人幫”后的今天，圖書館界還有市場，不久前，在某些搞不正之風的角落里，還有類似作法的“商榷”的再現(xiàn)，溫故而知新，為使這類作法，不再重演，也有略加剖析的必要。
這“意見”主要有下述三方面：
“意見”的第一方面，寫有如下一段話：“我們且看他在1949年5月出版的《廣東文化論》中曾經(jīng)寫道：‘研究鄉(xiāng)邦文化，發(fā)揚民族精神’，以‘建設廣東新文化而保存廣東文獻’，為‘洗雪廣東文化的恥辱’……這就是杜先生對于地方文獻工作的看法。杜先生既然對地方文獻工作持著這種不正確的地方主義觀點，那么他當然不可能全部接受地方文獻工作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任務”。
這段話的未一句話是結論，這結論是怎樣得出來的呢？首先，明明是對講稿提“意見”，卻對杜先生講稿中關于地方文獻工作的看法只字不提。事實上杜先生對此有很多論述：在講稿總題目下，引了米.伊.加里寧的一段話：“我們大家關于愛國主義教育談得很多了，但是要知道，這種教育是應當從加深認識自己鄉(xiāng)土這一點做起”；在《地方文獻的使用》一節(jié)，還云：“地方文獻是省圖書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目的在對黨，政府機關，學校和專家們提供必要的參考材料”；在結語又言：“地方文獻是國家文獻的一部分，是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割裂開來是不對的。必須搞好地方文獻，貯備資料，供國家制定政策作出指示的參考”。杜先生這些論述，清楚明白地說明，地方文獻是國家文獻的一部分，搜集地方文獻是為了國家民族，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意見”對此完全拋開不管，相反卻從杜先生解放前的文章中去尋章摘句；其次，在摘杜先生解放前的文章時，把不同情況下講的內容不管各自的時間地點條件，將其羅織在一起，而且還偷換所引文章的時間，其所摘者本出于1941年發(fā)表的《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一文，但卻用了該文收入《廣東文化論叢》的時間——1949年5月，這一時間上的改換，于是寫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觀點，變成了解放前夕的觀點，失卻了它應有的進步意義。
經(jīng)過這樣一番歪曲后，便上綱為“持著這種不正確的地方主義觀”，接著再上綱一步，變成“當然不可能全部接受地方文獻工作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任務”了。
“意見”的第二方面，是：“在收集地方文獻的范圍方面，杜先生的講稿中充分表現(xiàn)出厚古薄今的傾向，把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引到了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歧路。我們從實際工作中體會到，地方文獻的收集必定要有明確的范圍，而且這個范圍應該主要是解放后各個時期生產(chǎn)建設的資料，與歷次運動的各種文獻。而解放前的部分，應該是對本地區(qū)的生產(chǎn)建設、科學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但是，杜先生都主張‘關于本地方的一切情況的記載，包括過去的和現(xiàn)在的’，沒有重點，不分主次，‘不論新舊，一律選存’”。
本文第二部分已說明，杜先生對地方文獻常是新舊并提，并且特別重視新的地方文獻：“文獻的內容并不限于歷史意義，必須‘繼往開來’，對于舊的材料要批判的接受，對于新的材料要及時收羅，以免‘稍縱即逝’”。
“意見”對這些也完全拋卻不管，而是按照自己主觀先下的結論：“厚古薄今的傾向”，然后到杜先生的文章中，根據(jù)這結論的需要，斷章取義地摘引，并又將不同情況下的論述編織在一起。
“意見”的第三方面是關于地方文獻的分類，說：“我們在工作中感到杜先生所編制的地方文獻分類表嚴重地缺乏階級觀點，缺乏思想性與違反科學分類的基本原則。例如，講稿中所列舉的：《廣東歷史類表》，竟把反動的類目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的主要地位，把反動派大小頭目的極細小事件都列入了類表，而把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及在黨領導下的工農(nóng)運動倒置在次要地位，僅僅給予細小的類目，有的甚至沒有類目。這是什么做法？”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指出，杜先生講稿中的地方文獻分類表，采用的是《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草案》，只是作了適當?shù)恼{整，其調整有二，一是加冠號，即在《中小型》原有號碼上再加一號碼，如以0代表全省性史料，《中小型》D為歷史，加冠號，0D為廣東歷史；一是列細類，因地方文獻中不僅有圖書，還有論文資料等，僅用圖書分類法的類是不夠的，必須加以擴充，如似現(xiàn)在將《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擴充為《中國圖書資料分類法》一樣。
《中小型》一般認為其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和以科學分類為基礎的，杜先生只是將其加了冠號和在某些類下詳分，并未更動其原則體系，由此而要認定其“缺乏階級觀點，缺乏思想性與違反科學分類的基本原則”，實難站得住腳。
其次，對所謂《廣東歷史類表》（即杜先生列舉的詳分類目）的“意見”，也全不顧客觀事實，杜先生這詳分類目是按照事件發(fā)生的時間順序來立類的，難道要把后來發(fā)生事件的類目提到前面去，才叫有階級觀點與不違反科學分類原則嗎？
而且，這詳分類目在“D34新民主主義革命”下，第一個類就是“D341五四運動1919”，第三類是“D343海員罷工1922．1.12”。事實如“意見”所云的把反動類目“放在主要地位”，把“工農(nóng)運動倒置在次要地位”嗎？
至于反映反動事件的類目，恐也不能與反動類目劃等號，如“D36蔣介石叛變革命”，能認為是反動類目嗎？
由上述列舉和剖析可知，所謂的“意見”，或是無限上綱，或是不實之詞，論證問題也極不實事求是，學風頗不端正。
時至今日，是我們應該充分發(fā)揚學術民主，發(fā)揚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學風，使學術研究健康地發(fā)展的時候了。
注 ：
（1）載《文化新聞》第10號,1941年12月14日
（2）張世泰.紀念社定友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廣東圖書館學刊,1981(1)
（3）文為.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如何以地方文獻為科學研究服務.圖書館工作,1956(4)
（4）見《廣東圖書館學刊》1981年1期
（5） 費孝通.潘、胡譯《人類的由來》書后.讀書,1982(8)
〔出處〕 《廣東圖書館學刊》，1982年第4期
【杜定友對文獻工作的業(yè)績與評價】相關文章：
杜定友先生與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的實踐08-09
杜定友論圖書館建設和地方文獻的探討08-09
對工作業(yè)績的自我評價06-05
工作業(yè)績自我評價范文08-07
地方文獻工作芻議08-09
地方文獻工作略述08-09
民族文獻工作的思考08-09
地方文獻工作管見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