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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時期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研究
摘 要 從比較《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jīng)籍志》所著錄的史籍要目及其分類情況入手,試圖探討漢魏以來各種史書急劇增加的深層次原因。在此基礎(chǔ)上,概括性地論述了唐宋以來有關(guān)地方文獻收集整理情況,用以說明地方文獻整理的特殊難度;就地方文獻的資料匯編、文獻綜論及專題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系統(tǒng)的建議。
關(guān)鍵詞 漢唐 地方文獻 古籍整理
漢唐時期的地方文獻雖然多已失傳,但是,我們從古注及類書征引來看,其資料異常豐富多彩,而且學術(shù)價值頗高。清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說:“予謂魏晉諸儒,地理之學極精。”這里所論雖僅限于地理之學,但是無妨擴大其范圍,從廣義的地方文獻方面來理解。這里所說的“地方文獻”,包括家族宗人的傳記、鄉(xiāng)里郡縣的概況、割據(jù)勢力的雜記等,其內(nèi)容較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地方志概念似乎有所不同。這是事先應(yīng)明確的問題。
一、地方文獻的收集
討論漢唐地方文獻問題,不妨從兩個時期的目錄學著作《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jīng)籍志》說起�！稘h書·藝文志》是以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為藍本,編輯加工而成,主要反映了東漢以前的圖書收錄情況。其內(nèi)容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shù)術(shù)、方技六類,收錄圖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屬于歷史一類的圖書如《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太古以來年紀》、《漢記注》、《漢大年紀》等主要收錄在六藝類《春秋》經(jīng)傳中。《春秋》主要記述的是魯國的歷史,也屬于廣泛意義上的地方文獻,但是這部分圖書所存非常有限。初唐時編修的《隋書·經(jīng)籍志》,所反映的情況則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作為依附經(jīng)書的史部著述驟然增加,因此在目錄中獨立開來。不僅如此,像《史記》、《漢書》這樣帶有官方編修色彩的通史或者斷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稱之曰“正史”,凡六十七部,加上亡佚的凡八十部。以下則又細分“古史”三十四部、“雜史”七十三部、“霸史”三十三部、“起居注”四十四部、“舊事篇”二十五部、“職官篇”三十六部、“儀注篇”六十九部、“刑法篇”三十八部、“雜傳”二百一十九部、“地理之記”一百四十部、“譜系篇”五十三部、“簿錄篇”三十部,“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者,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與地方文獻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是“霸史”、“舊事篇”、“雜傳”、“地理之記”及“譜系篇”五類,總計四百七十部,四千九百六十七卷,占史部一半之多。史學著述之發(fā)達,由此可見一斑。
漢唐時期地方文獻編纂繁榮的原因,就其犖犖大者而言,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學傳統(tǒng)。
古代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夏殷時代,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代史官有太史、小史、內(nèi)史、外史、御史等。漢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先后職掌其事。東漢時期,很多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相次著述東觀,蔚然成風。秉承這種風氣,漢魏以降,史學異常發(fā)達。正史如《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有數(shù)十家注釋本,征引史籍數(shù)百種。雜傳類著述、州郡地志更是層出不窮,包括山水描述、都城建設(shè)、地名源流、異域風情、宗教地志等等,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
第二,地方割據(jù)。
三國以下,各地割據(jù)政權(quán)多有史官,博采舊聞,推奉正朔,官修史書自然興盛一時�！端鍟そ�(jīng)籍志》霸史類著錄的《趙書》、《華陽國志》、《南燕錄》、《秦記》、《涼書》等均屬于這一類的著述。
第三,門閥制度。
東漢初年,光武帝下詔纂輯其故鄉(xiāng)南陽風俗,作為西漢首善之地的三輔地區(qū),還有高祖故鄉(xiāng)豐沛以及中國文化重鎮(zhèn)齊魯?shù)鹊匾才d起編修地方文獻之風。特別是隨著地方門閥勢力的崛起,地理、譜系類著述更是成為人們炫耀門第的一種風尚。家乘郡書、名流傳記等乘勢而起。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漢唐地方文獻的收集工作成為一時風尚。
二、地方文獻的整理
隨著大唐帝國的統(tǒng)一,各地圖書文獻逐漸集中起來,這就為地方文獻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個基本條件。當然,任何事物總是有它的兩面性,集大成的論述紛紛問世的同時,各地方的鄉(xiāng)邦文獻也隨之而散佚。這幾乎是中國古代著述學史上的一種必然現(xiàn)象�！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的各種地方文獻,絕大部分已經(jīng)失傳。我們今天只能通過《太平御覽》、《山堂考索》、《說郛》這樣的大型類書和《三國志》裴松之注、《世說新語》劉孝標注、《文選》李善注、《漢書》顏師古注等征引得以管窺蠡測。正因為如此,清代輯佚學家如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河南志》、王謨輯出《漢唐地理書鈔》、馬國瀚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乃至近人周樹人(魯迅)輯《會稽郡故書雜集》等,保存了相當豐富的地方文獻資料�？上н@些資料尚沒有得到今人的充分重視,也缺乏系統(tǒng)的整理。
我在從事漢魏六朝文獻收集與整理的過程中,深感地方文獻的重要性。但是,我對此全然外行,深深地期待著學術(shù)界能夠盡早出現(xiàn)這樣的整理著作。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的問世,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的這種強烈的好奇心。瀏覽前言,作者自稱輯錄漢唐方志四百四十種,這確實令人振奮。但是,翻閱正文,雖然每一條都盡量標注原始出處,但是,幾乎看不到前人的輯佚成果,這確實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對此,陳尚君先生在《唐研究》第五卷上發(fā)表書評,高屋建瓴地指出,該書貪多務(wù)得,掛漏頗多,而“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已有的輯逸成績”乃是最大的問題。其實,不僅是前人的成果,就是今人的成果也未能吸收。本書既然輯錄了《河南十二縣境簿》,那末,朱祖延《北魏佚書考》地理類輯錄的《十三州志》(闞?著)就應(yīng)當輯錄�！度龝x記》(王遵業(yè)撰)僅據(jù)《太平寰宇記》輯錄一條,而朱書從《太平御覽》又輯得一條。又如劉芳《徐州人地錄》據(jù)《太平寰宇記》輯錄三條,而朱書又從《北堂書鈔》輯得一條。
問題顯然還不止于此。譬如說,既然標明《漢唐方志輯佚》,那么,漢唐時期哪些地方文獻符合今天的“方志”概念?這涉及到輯錄的范圍和取舍的標準�？上ё髡咴谇把灾胁]有對此作任何解說。而且,作為一部資料性質(zhì)的著作,書后也缺乏必要的索引。這姑且不談。作者自稱“十余年來,從四十余種、六千余卷類書、地志、史書、子書中共輯出漢唐方志四百四十種,約四十萬字�！彼鹿Ψ蚩芍^勤矣。但是仍有一些典籍,特別是域外所存古籍,依然可以輯錄許多資料。如唐代張楚金編《翰苑》,《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七卷,《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三十卷。南渡以后不復著錄,估計已經(jīng)在中土佚失,而在日本尚保存舊鈔本,其中收錄了大量的地方文獻,如《隋東藩風俗記》、《括地志》、《東夷記》、《肅慎國記》、《鄴中記》、《高麗記》等。類似這樣的著作在韓國、日本等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尚保存許多。
當然,這些域外資料,限于條件,無從一一披覽,也無可置議。不可思議的是,很多常見書,如《史記》三家注、《三國志》裴注、《后漢書》李賢注等多所漏失。如《史記索隱》所引《益部耆舊傳》、《陳留耆舊傳》(Ｐ.564)、《會稽典錄》(Ｐ.565)、《陳留風俗傳》(Ｐ.587)、《荊揚異物志》(Ｐ.588)、《關(guān)中記》(Ｐ.589)、《荊州記》(Ｐ.590)、《吳錄》(Ｐ.593)、《吳地記》(Ｐ594)、《西河舊事》(Ｐ.595)、《三秦記》(Ｐ599)、《潯陽記》(Ｐ.601)、《林邑記》、《湘江記》(Ｐ.602)、《南康記》(Ｐ.605)、《廣州記》(Ｐ.606)等;《史記正義》所引賀循《會稽記》(Ｐ.73)、《吳地記》(Ｐ.75);《三國志》裴注所引《汝南先賢傳》(Ｐ.658)、《先賢行狀》(Ｐ.665)、《冀州記》(Ｐ.673、733、781、791)、《交州異物志》(Ｐ.122、145)、《益部耆舊傳》(Ｐ.866、882、967、972、1014、1033、1087、1088、1099)、《三輔決錄》(Ｐ.957)、《零陵先賢傳》(Ｐ.980)、《楚國先賢記》(Ｐ.986、1005、1158)、《襄陽耆舊記》(Ｐ.913、953、983、984、1008、1010、1052、1054、1073、1083、1085、1156、1174、1306)等;《后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所引《襄陽記》(Ｐ.16、2777);此外,各傳記注所引《廣州記》(Ｐ.194)、《益部耆舊記》(Ｐ.1048、1605、2435)、《三輔決錄》(Ｐ.1953、2121、2122、2265、2332)、《先賢行狀》(Ｐ.2112)、《鄴中記》(Ｐ.2144)、《九州春秋》(Ｐ.2332)、《十三州志》(Ｐ.2466)、《臨海異物志》(Ｐ.2844、2850)、《襄陽耆舊記》(Ｐ. 3477、3480、3481)、《荊州記》(Ｐ.3478、3481)、《湘中記》(Ｐ.3484、3485)、《豫章志》(Ｐ.3491)、《上黨記》(Ｐ.3522)等,按照該書的收錄范圍理應(yīng)輯錄,不知為什么失之眉睫。像《三輔決錄》這樣的書,序言仍存�！稘h學堂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續(xù)編》等均有輯錄,但是此書卻視而不見。至于《敦煌類書》、《太平御覽》等類書,更應(yīng)逐一披覽輯校。而這些工作,似乎也沒有細細去做。甚至,古佚書淵藪《說郛》這樣的重要書籍,也未列入引用書目之中。此外,大量的宋元以后的古籍也時有征引地方文獻,如李膺《益州記》見于《勝覽》者僅“鶴鳴山,張道陵登仙之,嘗有白鶴游其上”數(shù)字,而明代《學圃?蘇》卷二引錄則更詳:“晉原鳴鶴山,張道陵登仙之所。傳云:常有麒麟白鶴游翔其上,有銘記云:張陵為腹蛇所吸,門徒以為登仙矣。”同時又引李膺《蜀記》曰:“張道陵避病虐于?社之中,得咒鬼之術(shù)書,為是解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熹平末,為蟒蛇所吸,子衡奔走,尋尸無所,畏負法議之譏,乃假設(shè)權(quán)方,以表靈化之跡,生縻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白正月七日天師升元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莫過此之甚也。陵子衡為系師,子魯為嗣師,以祖始法惑亂天下�！�
就目前已經(jīng)輯錄的地方文獻看,作者似乎逐條輯自古籍,但時有脫誤。如《南州異物志》“交廣之界”條,注明出處是《太平御覽》、《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等,但在“不貪其財貨也”后面,中華書局校點本尚有“并以其內(nèi)有肴菹,又取其髑髏之川飲酒。傳人掌趾為?異,以食長老”(Ｐ.2835)數(shù)字。如果說這條出處不同,容有異文,而《汝南記》“華仲妻”條則注明僅出《后漢書·應(yīng)奉傳》注引。但是,本條僅僅引了前半段,后面還有數(shù)十字卻不知何故遺漏:“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于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皆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guī)姿?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庇秩纭冻䥽荣t傳》“(韓)暨臨終遺言曰”條,謂出《三國志》韓暨本傳,但是后面還有數(shù)百字:“又上疏曰:‘生有益于民,死猶不害于民。況臣備位臺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圣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nóng)務(wù),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shè)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愿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鄣帽磬祰@,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于黃發(fā),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簀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恤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shè),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秘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
還有大量的校勘問題,如《關(guān)中記》“三輔舊治長安城中”條注明出自《通鑒》初平元年注,實際是永元四年�！秴桥d山墟名》“三山”條“隴士龍贈顧彥先詩云”當作陸士龍。又如《異物志》“鹿狼”條謂出《御覽》僅僅24字,而《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引文字更為詳盡,于義更勝(Ｐ.2858)。如《武陵記》“壺頭山”條謂輯自《后漢書·馬援傳》注引23字。中華書局校點本還有“壺頭山邊石窟,即馬援所穿室也。室內(nèi)有宅如百斛船大,云是馬援之余靈”數(shù)字。又《益州記》謂出自《御覽》和《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但是用史傳核對,本書錄文則訛誤甚多,難以卒讀。
三、地方文獻的研究
上述問題說明,地方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是一項異常繁難的工作。它不像正史那樣隸屬于官方修史系統(tǒng),資料相對完整準確,歷代刊刻也有版本依據(jù)。而地方文獻不惟史料價值要多打問號,各家所引的文字也頗為凌亂隨意。這就給我們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帶來巨大的困難。當然,我們也應(yīng)當看到我們的優(yōu)勢,或者說我們時代的優(yōu)勢。第一,我們的圖書資料較之過去更為集中;第二,前人及同行的研究成果也較之過去更易掌握;第三,經(jīng)過一個世紀的學術(shù)現(xiàn)代化的努力,我們的學科建設(shè)也更加成熟;第四,古籍數(shù)字化的成就也為我們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凡此種種,都為我們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個人總的感覺,如果說,20世紀是中西文化從沖突走向融合的話,那么21世紀就應(yīng)當是在全球化范圍內(nèi)結(jié)出豐碩成果的世紀。就古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集中優(yōu)勢力量,各個部門協(xié)調(diào)合作,努力完成一些集大成的工作,這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這些工作不僅具有劃時代的學術(shù)意義,而且通過這樣一些承前啟后的資料整理及研究的集大成工作,可以充分展現(xiàn)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大國的形象,其政治影響也是不容低估的。因此,我誠懇地呼吁圖書館界與高�？蒲胁块T及出版機構(gòu)精誠合作,發(fā)揮各自的優(yōu)勢,努力使我們的收集整理與科研方面的工作更加科學化、規(guī)范化和系統(tǒng)化。為此,我提出幾點膚淺的看法供地方文獻整理工作者參考。
第一,資料的系統(tǒng)整理
系統(tǒng)整理的前提是全面占有資料,包括原始資料和后人輯校成果。逐條編排,并作必要的�？惫ぷ�。高文典冊,零篇斷簡,均在輯錄之列,匯編《漢唐地方文獻類編》。理想的編纂應(yīng)當分門別類,譬如,根據(jù)資料來源,按時編排。如《三國志》裴注、《世說新語》劉注、《漢書》顏注、《后漢書》李注、《史記》三家注、《文選》李善注及敦煌文獻等順序,輯錄相關(guān)文獻。倘若有相對完整著作流傳于世的,如《華陽國志》這樣的書,就選擇最古的本子。更重要的是,特別應(yīng)當標注前人的輯佚成果,至少在相關(guān)條目下標注輯錄者姓氏。這是學術(shù)研究的基本風范和品格。
第二,史料的甄別概括
在文獻類編的基礎(chǔ)上,梳理各種地方文獻的作者、內(nèi)容、版本及其價值,編纂《漢唐地方文獻綜論》。這項工作要充分展現(xiàn)前人和并世同行的研究成果,求全責備,為后人提供一份翔實準確的研究資料。
第三,專題的深入研究
在文獻綜述的基礎(chǔ)上,加強專題研究,完成《漢唐地方文獻研究》。通過地方文獻資料,考察各個地區(qū)的行政規(guī)劃、人口變遷、物產(chǎn)特點、風土民情、杰出人物等,通過這些深細的研究,真正探尋漢唐盛世的經(jīng)驗教訓,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做出應(yīng)有的貢獻。
學術(shù)研究,需要的是耐心細致的伏案工作,任何坐而論道式的設(shè)想其實并沒有多少意義。本人撰寫這篇小文,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屬于這種坐而論道的性質(zhì),雖然自己一直在默默努力將這一設(shè)想付諸實踐。這里所以不揣簡陋,冒昧地將這些極不成熟的想法向諸位專家學者匯報,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喚起同行的關(guān)注,共同做好這項工作,以便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闕失。
(劉躍進 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出處〕 國家圖書館學刊 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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