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語文應試教學的積弊與出路

[作者]  黃淑琴

[內容]

    一個大學數學教授不會解不出高考數學試題，而一個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卻可能對一些高考語文試題感到束手無策。這一奇特現(xiàn)象。便是我國現(xiàn)行教育體制下既成事實的語文應試教學所造成的尷尬后果。

    歷年參加語文高考閱卷的人員中，大學教師居多。這些人中有專家、教授，也不乏才華橫溢者，然而面對試卷，他們卻常感一時無從答題，即使有人最終能做出答案，也須花出比高考規(guī)定多得多的時間，答題的速度遠不能和高考考生相比。那么我們的考生水平真的比大學教師強得多？事實并非如此，只能說考生的應試能力（即解題技巧、答題速度）確實達到一定水平，而真正的語文能力卻未必真正達到相應的水平。這從能夠反映語文能力的作文和現(xiàn)代文閱讀中可以看出。就高考作文來看：作文內容不充實、詞語貧乏、句子不通順、不連貫的現(xiàn)象比較嚴重。語文應試教學的不良后果已敲響了長鳴的警鐘，逼使我們進行反思并尋求科學的出路。

            一、扭曲的應試、變形的課堂

    各級考試已不只是考察學生學習態(tài)度、知識掌握的一種形式，而且早已成為考評教師業(yè)務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各級考試后的成績排隊，不僅顯示了各個學生的成績優(yōu)劣，同時也“排”出了任課老師的工作態(tài)度、教學能力。校方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及排名次情況來發(fā)放教師的獎金數額，甚至作為評聘職稱的標準，這些早已成為“公認”的評價標準。由于片面追求升學率，更形成了從學生、家庭、學校及社會只重分數不管其余的不爭事實。在考試的層層壓力下，教師的心弦越繃越緊，課堂教學處在應試陰影中。教師鉆研教材實則成了鉆研教參，為提高對試題的命中率，教參成了教師須臾不敢脫離的護身符，對于教參中的重點、要點無一遺漏地“宣讀”給學生聽，整篇課文的教學，所有主要東西還是由教師自己講、學生記。對教學的研究變?yōu)閷Ω骷壐黝愒囶}的研究。尤其是隨著高考語文命題的標準化，各級語文命題也隨之標準化�！皹藴驶�”課堂教學就應運而生了。本應生動活潑，甚至還要最豐富的情感參與的語文教學，變成了猶如工廠生產線似的標準化操作，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凡此種種應試教學的現(xiàn)狀都嚴重危害著正常的語文教學，如朗讀課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討論課變成了簡單化的“滿堂問”，標準化試題取代了應有的讀寫訓練，教師常常只滿足于在這種訓練中畫上幾個簡單的符號……如此這般，在應試能力、解題技巧提高的背后就是語文智能的退化和停滯�！伴L期的應試教育不但把孩子毀了，也把老師毀了，老師的退化不亞于孩子，而且比孩子更可怕。當一個教師退化為一部古板的機器時，他怎么能用自己人格的魅力和知識的穿透力去影響學生�！盵1]

    1990年制訂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修訂本）明確指出語文教學的目的：“必須教學生學好課文和必要的語文基礎知識，進行嚴格的語文基本訓練，使學生熱愛祖國語言，能夠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具有現(xiàn)代語文的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和聽說能力，具有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這里已經明確了語文教學的本來目的就是培養(yǎng)和發(fā)展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

    語文知識是研究語言文學及其運用方式與方法的各種理論知識。學好語文基礎知識對于正確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培養(yǎng)和發(fā)展語文能力確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學好語文基礎知識畢竟不是我們語文的教學目的，而只是達到語文教學目的的手段，因而語文基礎知識的學習按照教學大綱要求必須“緊密聯(lián)系學生聽說讀寫實際”，必須“著重于運用”，也就是說語文知識對語文能力培養(yǎng)的指導作用，必須依賴于言語實踐。正如一個乒乓球運動員，他所掌握的運動學理論知識及對各種打法的研究對其訓練確有指導作用，而要取得冠軍，卻要靠長期堅持不懈的打球實踐。同樣，單純地學習語文知識或以語文知識的研究來取代語文能力的訓練是絕對行不通的。

    著名教育家葉圣陶說過：“教材只是一個例子”�！洞缶V》指出：要培養(yǎng)和發(fā)展學生的語文能力，必須教學生一定數量的文質兼美、適合教學的典范文章。“但這種學習，其目的是要學生通過對課文的理解領悟或改造仿作，不斷地積累和豐富詞語詞匯，從而逐漸掌握優(yōu)美地表情達意的熟練技能”[2]再者，語文知識也要和課文結合起來教學，課文是章法、寫法分析的基礎，離開具體的語言材料去學習章法、寫法只能是表面的、膚淺的、空洞的�？傊�，教學生學好課文同樣是我們實現(xiàn)教學目標的手段。

    然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有一種理解，以為掌握了語文知識、學好了課文就具有了語文能力，因而我們的各級語文測試，把語文知識的傳授和對課文的理解，作為測試的目標，甚至將此與對語文能力的測驗平起平坐。

    這樣，語文教學的本來面目就變的模糊不清了。教師為教知識而教，語文知識越來越多地進入語文課堂，知識也越來越系統(tǒng)。課文則被肢解成了一堆語文知識材料，用大量的時間去分析這些材料中的相關的語文知識，對每篇課文進行全面的語言形式、思想內容和寫作特點的剖析，目的是讓學生聽懂、記牢，有的還將語文材料直接演繹成一些語文知識性的填空題、判斷題、選擇題，以鞏固記憶效果，以為這樣就是做到了講練結合。但究其實，卻忽略了對學生能力的訓練，更沒有了語感的訓練。其結果就是學生平時只滿足于你講我聽，你講我記，只是到了復習迎考時才辛辛苦苦地去死記硬背一些課文中的語言知識。不少學生在學完、考完之后，居然連課文都未完整地看過一遍！那么這樣一來，學生不僅未能從學過的課文中獲得至關重要的語感體驗，而且連學來的一些課文知識和語言知識也很快遺忘了。

            二、著眼于閱讀、復歸于言語

    國家教委決定，從1995年起，我國將全面實行“新高考制”。語文學科高考新特點是：更為注重學生能力的考查和素質的提高，考試材料不直接從教材中選取。這無疑將給我們的語文教學改革帶來一個新的契機，使我們叫了幾十年的語文教學改革真正有了走向科學化的可能。也使我們語文教師徹底拋棄應試教學的沉重枷鎖、從應試教學模式的陰影中擺脫出來，探索符合語文學習科學規(guī)律的教學方法有了可能。

    總的來說，中學語文教學的終極目標，是使學生掌握祖國母語，通過培養(yǎng)聽說讀寫能力來靈活自如地運用漢語，使之成為人生的一項基本技能。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摒棄語文教學的應試理念，把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yǎng)推到首要的地位。以筆者之見，中學語文的聽說讀寫教學，有兩個途徑是不可逾越的：一是閱讀，二是言語的科學分析。

    語文教學應以閱讀為基本方法。有識之士大抵贊同這樣的看法：培養(yǎng)語感是學好語文的前提。應試教學的結果培養(yǎng)不了學生語感，反倒破壞了學生的語感。而閱讀正是培養(yǎng)語感的必要途徑。閱讀不同于朗讀，雖有專家認為朗讀法是語文科的第一教學法，筆者對此不敢茍同。閱讀可分為默讀和朗讀。默讀的過程有思維的參考，伴隨著對課文的理解；朗讀的過程由于聲音的干擾，不利于思索，但容易激發(fā)情感，有助于對課文情境的體驗。二者都可促進語感，是相輔相成的，不可偏廢。教學中應改變對課文重思想分析和語法分析的習慣作法，要求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閱讀——默讀和朗讀上，同時要求學生盡可能有意識地擴大課外閱讀，學生的語感就能得到明顯加強，運用語言的能力也就相應提高了。根據筆者自身學習語文的體會和長期對學生的觀察，上述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有些學生喜愛閱讀，其語文成績尤其是作文水平高于其他學生。作家的語言運用能力無疑是極高的，雖然他們的學歷有高有低，但毫無例外的是，沒有哪個作家不是聲稱他們從小就酷愛閱讀�！笆熳x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也即此理。中學語文教學把閱讀放在首位，教師的工作重在指導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和體驗，是語文教學走出誤區(qū)的法門之一。

    現(xiàn)代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是把語言和言語區(qū)分了開來。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曾指出：語言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它是個人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是社會成員共有的，不受個人意志的支配，而言語是言語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具有個體性的特點。[3]簡單地說，語言的基本構成是詞匯和語法等，表現(xiàn)為一個民族語言的基本材料和運用規(guī)則；言語則是個體對前者的運用過程及其結果。語言帶有相對抽象的理論色彩，而言語則是生動活潑的，與每一個個體心理特點相聯(lián)系的聽說讀寫行為及其結果（如文章、作品）。因此，現(xiàn)行的語文應試教學，實際上是把漢語的詞匯和語法規(guī)則等這些主要屬于語言學理論研究的對象，當作了中學生的學習重點，或是把生動個體的言語活動及其成果（如課文）分解成毫無生氣的語言材料和抽象理念（如中心思想等），這對于中學生學習語文而言，無疑是痛苦而事倍功半的。中學生的任務應該是通過學習言語而掌握運用語言的能力，即是學習課文，學會聽說讀寫，而非學習語文理論。當然在學習言語過程中要通過語法、詞匯這些語言規(guī)則和材料來進行，但孰主孰次應是一目了然。那么，在語文教學中，教師就應該重視言語分析，即著重引導學生理解課文、句子的言語語意，了解課文、句子的表意方法。了解它的言語交際功能及特點，以至于掌握文章的作法，而不要再在思想內容和語言符號上打轉，不要以解題的技巧訓練來代替語感和聽說讀寫的訓練。言語分析應成為語文教學走出迷途的又一塊試驗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應試教學造成的語文教育的停滯不前，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但只要廣大教育者能逐漸認識到其嚴重弊端，并敢于拋下包袱參與改革與實驗，語文教學的正確路徑又是能找到的。

    注釋：

    [1]康健、段躍《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教育？》（《中國青年》1994.4）

    [2]謝永泉《語文教學的根本出路何在？》（《中學語文》93.6）

    [3]參見《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第二章：語文學和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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