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為那般？

----淺析陶淵明歸隱原因歸園田居為那般？在學習《歸去來兮辭》時，我們往往要分析到這樣一個問題：陶淵明為什么要歸隱？原因常常被分析成這樣：陶淵明自幼家貧，為生活所迫才出來做官，正當“程氏妹喪于武昌”（客觀），再加上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杵”與腐敗的社會風氣格格不入，而自己又愛好自然（主觀）等主客觀原因，使得陶淵明歸隱。但筆者認為，這不能很完整的作為陶淵明歸隱的原因。下面，就筆者的觀點略作分析：
一 不愿做官地瀟灑離去？不容于官場的痛苦歸隱？
公元365年，陶淵明出生在江西的一個沒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侃曾任大司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頓。年輕的陶淵明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濟蒼生的抱負。而在封建社會，想要實現(xiàn)抱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入仕為官，治國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為官，曾是陶淵明追求的夢想。但是，當時的士族門閥制度阻礙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淵明的進身的機會，做一個能治國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畢生無緣的夢想，所以他一直不愿為官。直到29歲，他開始做一些小官，歷任江州祭酒、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官職，直到41歲，任彭澤令的80天后，因為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而辭去官職從此過著躬耕歸隱的生活，成為中國隱逸詩人之祖。
陶淵明的為官生涯一直持續(xù)了十三年，這對一個古人來說是不算短的年份，筆者如果陶淵明真的那么討厭為官，他不可能持續(xù)那么長的時間，他之所以堅持，幾次為官，是因為他沒有放棄自己的抱負，試圖為百姓謀福利，然而，官小權微，官場黑暗，再加上自己剛烈的性格，使他與那個黑暗的官場格格不入。在不容于官場和想要實現(xiàn)愿望而這個愿望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矛盾沖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擇，歸隱田園。他的歸隱，是一種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語句中包含的是對現(xiàn)實深沉的憤慨。因此，他在離開后也問自己：“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他的歸隱帶著解脫的快樂，但更多的是苦難的加劇。在陶淵明歸隱后，依然為“世與吾相違”而悲哀，還會問自己“胡為忽惶惶欲何之？”
詩人的歸隱是對“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縱心靈（對于社會政治理想和人格價值的保存）與山水的安慰。
二 《桃花源記》和《詠荊珂》《詠山海經》等詩歌的啟示
歸隱后的陶淵明作了大量的田園詩歌，用來表達他歸隱生活的恬淡放達。如〈〈歸園田居〉〉和〈〈飲酒二十〉〉等等。其中“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描繪的人與自然和睦相處，相與為一的境界和“菜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曠達心境，將心遠世俗，悠然自在的隱士生活推向了美的極至。我們仿佛看到一個遠離世俗，樂天知命的五柳先生。但這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短一ㄔ从洝泛汀对伹G珂》《詠山海經》等詩歌的出現(xiàn)，正展示了陶淵明無法忘懷心靈的痛苦而又心系天下的另一面。他在《詠荊珂》中寫道：“雄發(fā)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栽有馀情�！备桧炃G珂壯舉的同時，也為荊珂的失敗感到惋惜，這種惋惜帶著惺惺相惜的情愫。在其《詠山海經》等一些詠史書中，“猛志”一詞多次出現(xiàn)（如“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都表明，那一股濟事的熱流，始終貫穿他的一生，平淡自然的生活也中未能掩住這股熱流的涌動。痛苦，依然存在。
于是，一個類似于烏托邦的“桃花源”在這種心境下誕生了。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黃發(fā)垂髫，怡然自樂”的理想社會成為陶淵明逃避現(xiàn)實，寄托理想的心靈寄托，可是，這樣的社會是他一生無法企及的。魯迅先生曾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給人看�！倍�《桃花源記》正是幸福掩蓋下的悲劇。
綜觀陶淵明的一生，他遵從了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出入世的準則，然而，他未能大濟蒼生，也未能獨善其身，晚年，要靠乞食為生。這是一個封建社會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三 陶淵明退隱的心理結構
從心理層次分析，陶淵明的退隱也是他審美意識的必然結果。審美，有時候是面臨困境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當時的東晉社會，政治黑暗，社會動蕩，正盛行著一種審美意識，這就是史稱的“魏晉風度”。諸葛志教授在〈〈中國原創(chuàng)性美學〉〉中講到“所謂魏晉風度，就是指魏晉名士在追求人格美時表現(xiàn)出來的特有的作風態(tài)度和神情風貌，魏晉風度是人自覺的標志，具有豐富的美學內涵�！倍�它主要可以分為六大塊：一注重人格個性特征的張揚。二重感情。三語貴“辭約旨豐”。四重生活活力，重神氣。五重視把玩現(xiàn)在的生活情趣。六愛美。
魏晉時代是人的自覺時代。當時的政治現(xiàn)狀，使士人的群體意識得到消除，而個人主義得到張揚。魏晉名士都主張要張揚人的人格特性。反對虛偽的禮教，實現(xiàn)人的天性，沖破世俗，投身自然，縱情山水，注重生活情趣的享受。其中，以竹林名士和王羲之等為代表。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就是當時審美情趣的代表之一。
陶淵明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作為東晉名士之一，他的審美情趣當然也與他們是大同小異的。他熱愛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不愿意被束縛（久在樊籠中，復得返自然）；他剛正不阿，個性張揚（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他熱愛生活注重對現(xiàn)實生活的把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追求超凡脫俗，與自然的相與為一（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他注重生命的活力，注重神氣（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所以他希望一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當他面臨困境，他潛在的審美情趣就成為他的一種生存態(tài)度，所以，這就成為他立志歸隱的另一個潛在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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