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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國際稅收競爭理論評述
內容提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稅收競爭(Internatoinal Tax Competition)正成為國際社會日益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發(fā)達國家。如何評價國際稅收競爭對主權國家福利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應對惡性稅收競爭的沖擊，已逐步被提到各國政府和經濟組織的議事日程。EU(歐盟)和OECD(經合組織)已分別于1997年和1998年通過了關于惡性稅收競爭的報告，這兩個報告的共同目標在于制定惡性稅收競爭的判定標準和消除措施，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國際稅收競爭的不利影響。這些舉措無疑將對其成員國稅收政策的制定和成員國之間的稅收合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實際上，在西方經濟理論界，對國際稅收競爭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種有關國家間稅收競爭的理論模型和觀點不時出現(xiàn)在經濟學國際權威刊物上，并在90年代中后期成為熱點。這一研究領域經過近30年的發(fā)展，不僅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模型，而且引入了一些新的經濟研究方法，對國際經濟學和國際稅收學學科的發(fā)展和完善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近年來，國際稅收競爭對于國內從事財稅研究的學者來說，也已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問題，有關國際稅收競爭的理論探討也逐漸為理論界所熱衷，并不斷地將這一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但就總體而言，相比國外這一領域的研究，國內的研究仍然只是局限于對國際稅收競爭的表現(xiàn)特征和效應作一般性描述，或者參照國外對國際稅收競爭有效性的判斷來分析這種現(xiàn)象對我國稅制的潛在影響，而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理論體系和理論發(fā)展還缺乏系統(tǒng)性的研究�；诖�，本文試圖簡要介紹西方國際稅收競爭理論的發(fā)展脈絡和最新研究進展，并對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理論模型進行述評和比較分析。
一、優(yōu)化稅制理論：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出發(fā)點
追根溯源，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爾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對“優(yōu)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根據(jù)優(yōu)化稅制理論的基本觀點，稅制優(yōu)化首先要符合稅收效率原則的要求，其次稅制設置在滿足效率原則的同時，還要兼顧稅收公平原則的實現(xiàn)；而一個能夠實現(xiàn)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的稅制，將能夠較好地解決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問題。但是，這一優(yōu)化稅制目標能否實現(xiàn)、如何實現(xiàn)以及實現(xiàn)的方式等，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實現(xiàn)這一優(yōu)化稅制所需的信息的獲取程度；現(xiàn)代優(yōu)化稅制理論的最大特點，在于它能夠從稅制優(yōu)化與信息需求這對矛盾統(tǒng)一體的相互關系入手，將在充分的、完全的、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yōu)化稅制形態(tài)作為一種理想化的參照系，來探討現(xiàn)實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yōu)化稅制設置問題，探討在這一過程中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作用。
雖然優(yōu)化稅制理論并未直接探討國際稅收競爭問題，但其在討論效率與公平原則并存性時，始終將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的刺激作用列為首要研究問題，進而論證在不充分信息條件下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過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標和約束條件，這種分析思路為研究國際稅收競爭奠定了理論起點。尤其是優(yōu)化稅制理論摒棄了孤立、封閉地看待一國稅制設置的研究思路，而現(xiàn)實性地將經濟的開放作為外部約束引入一國的最優(yōu)稅制分析，這正是國際稅收競爭理論模型的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前提。戴蒙德和米爾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開放經濟的小國在資本可以自由跨國流動從而追求世界資本市場收益率的約束條件下，如何制定最優(yōu)資本所得稅的問題，并認為對于開放經濟的小國，原則上應該放棄按收入來源地原則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而應采取居民管轄權原則對資本所得采取從人征稅。這樣，稅收不會干擾國內投資與國外投資之間的選擇，從而實現(xiàn)資本的有效配置。進而，當本國無法充分獲得其居民在國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實施監(jiān)控時。開放經濟的小國此時最優(yōu)的選擇是對資本所得不征稅。
正是在優(yōu)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這些模型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關于所得課稅國際協(xié)調原則的研究；二是關于生產要素流動和稅負分布的研究；三是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二、關于所得課稅協(xié)調原則的研究
這一方面的研究試圖對所得兩種基本課稅原則及所得稅國際協(xié)調具體原則進行優(yōu)劣比較。戈登(Gordon，1992)在《Can Capital Income Taxes Survive in Open Economies?》一文中，對戴蒙德和米爾利斯的結論的假設前提進行了全面的重新審視，認為優(yōu)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出于效率考慮應采取從人征稅原則和開放經濟的小國應放棄對資本所得征稅，其理論假設前提應受到質疑。例如，當國家規(guī)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或者如果國家經濟是不完全開放的，那么上述結論是否仍然成立?如果這些理論假設被推翻，那么優(yōu)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就站不住腳。戈登在此文中著重分析了一些國家規(guī)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的情況，認為這些國家如果能通過其擁有的市場力量對借貸進行限制從而影響利率使自身獲利，那么資本輸出國和資本進口國在稅制的設定上就應該有很大的差異，這顯然不同于優(yōu)化稅制理論所推導出的標準稅收模式。事實上，優(yōu)化稅制理論無法解釋很多國家的資本所得稅收現(xiàn)狀。在現(xiàn)實中，幾乎所有國家都對其境內發(fā)生的公司和個人所得征稅，同時在許多國家的稅制結構中，存在著一個實際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對本國資本在外國發(fā)生收入的雙重稅收管轄權。這種慣例通過賦予本國居民將其在外國產生收入的已納稅收在本國應納稅收中進行抵免的權利，從而可以避免該筆收入的雙重征稅。
戈登對此現(xiàn)象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國家之間存在這種協(xié)定，則無法導致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稅率的出現(xiàn)，但是當存在著主導市場的資本輸出者時，會出現(xiàn)斯坦克爾伯格均衡(Stackelberg equilibrium)的結果。如果資本輸出國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的慣例，就會激勵資本進口國采用資本輸出國的所得稅率對進口資本征稅。因為跨國投資人可以將這一稅負在母國應納稅收中抵免，所以這種從源課稅不僅不會阻礙國外投資，而且會達到增加財政收入的結果。這樣，資本輸出國通過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國內資本所得稅率在世界范圍內設定。同時，資本輸出國誘使資本進口國采取它制定的稅率從源征稅，也減少了其居民通過海外投資逃避國內稅收的動機。但是，如果資本進口國成為斯坦克爾伯格主導者時，資本輸出者將不會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得出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均衡結果。這一理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
戰(zhàn)后美國作為主導資本輸出國對其他國家稅收政策的影響。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世界資本市場結構愈加復雜，已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家可以在世界資本市場上占據(jù)主導地位。因此戈登認為，資本所得課稅是否在未來仍然存在或將發(fā)生怎樣的變化，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并利用稅收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是國際上對資本所得征稅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稅收扣除法來消除雙重征稅也仍然在一些國家得到使用。財稅理論界對這兩者的優(yōu)劣爭論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觀點認為抵免法優(yōu)于扣除法，因為抵免法可以徹底消除雙重征稅，并可以實現(xiàn)資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徹底消除雙重征稅，會產生阻礙資本流動的結果。但邦德和薩繆爾森(Bond and Samuelson，1989)的研究認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優(yōu)于扣除法的結論，是因為這一結論是在稅率和資本流向固定的假設前提下得出的靜態(tài)均衡結果。實際上，如果采取兩國博弈分析，并假定國家可以區(qū)分屬于國內居民的資本和屬于國外居民的資本，則在稅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規(guī)則之下，國家在博弈中將采取不同的戰(zhàn)略行為。在稅收抵免法下，兩國采取的戰(zhàn)略行為將導致國家間資本流動的消除。其原因是：東道國將試圖設定和母國稅率一樣高的稅率，以試圖獲得最大的稅收收入，而母國則會試圖使自己的稅率設定得比東道國更高，以從限制資本的流動中獲取最大收益。這種稅收競爭的納什均衡的最終結果是：稅率設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資本的跨國流動。相對于稅收抵免法，稅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結果表明：扣除法將不會阻礙兩國間的資本流動，均衡產出在國家福利上也優(yōu)于抵免法。和傳統(tǒng)上達成共識的觀點相反，這一分析結論表明，恰恰是稅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礙了資本的國際間流動，同時，采取扣除法對資本進口國和資本出口國都有好處。
三、關于生產要素流動與稅負分布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國際稅收競爭對流動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擔稅負的不同效應及其對公共物品提供的影響。由于現(xiàn)實中資本跨國流動頻繁，國家間稅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協(xié)調，因此，母國往往對本國居民的國外收入缺乏有效監(jiān)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監(jiān)控實際上成為不可能。這樣，居民管轄權原則實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財政收入的需要，從源征稅就不可避免，同時，為了吸引稀缺資本而大大降低資本所得稅率。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對此所持的主導觀點是：一方面，稅收競爭將導致資本所得課稅的低稅率，導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實行居民管轄權原則，政府的最優(yōu)選擇是應免除對流動資本的課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性要素如土地和勞動征稅，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滿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對開放經濟的小國而言尤其是這樣(Rasin and Sadka，1991)。
然而，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Bucovetsky and Wilson，1991)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針對上述觀點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首先假定政府在給定一組稅收工具的條件下，除了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以外，僅僅對工資收入征稅。其得出的結果是：在不實施居民管轄權的情況下，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依舊不足，對資本所得課征的稅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對工資所得課征的稅率。然后，他們假定一國相對于世界市場足夠小，從而政府放棄對資本所得的從源征稅而僅僅依靠對工資征稅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結果還是得出了工資所得課稅缺乏效率、稅率過低導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結論。這個結論和“開放經濟的小國可以通過放棄對流動資本征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要素征稅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結論顯然是相左的。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認為，兩種觀點沖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設前提是兩個小國面對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資本市場利率，而他們的模型則假定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稅收政策都是內生決定的。為了尋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稅收工具組合，他們最后考慮了政府同時采用收入來源地和居民管轄權對資本所得征稅、并放棄對工資所得征稅的組合，結果證明政府的均衡行為將有效地利用這兩種征稅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滿足。可以看出，實際上其最終結論為：是放棄了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居民管轄權。而不是缺少對勞動等非流動要素的課稅，才導致了對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這種結論和優(yōu)化稅制理論也是有區(qū)別的，因為優(yōu)化稅制理論所推崇的最優(yōu)稅制中通常包括對勞動的征稅。
四、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眾多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都試圖論證在各國經濟存在異質性的條件下，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萊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認為，既然國際稅收競爭將導致無效產出，那么就為國際稅收合作提供了實施空間。國際稅收合作應是兩國間稅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稅收信息的交流、稅收管轄權和稅率的選擇以及是否采取資本流動限制等。作為一種參與約束，國際稅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個參與國際稅收合作國家的合作均衡產出必須比非合作狀態(tài)下的均衡產出更好。這樣，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決于非合作均衡的結果。
萊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稅收競爭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轄權原則對國外資本所得課稅需要東道國提供充分的稅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來源地的原則，這樣在一個兩國的稅收競爭模型中，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就成為緩解稅收競爭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時，他分析了兩國存在經濟異質性的3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兩國完全相同。分析結果表明，稅收競爭會導致缺乏效率的產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時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完全限制將會導致有效率的產出結果。進一步分析表明，國際稅收合作均衡的產出等同于對資本跨國流動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也就是說，在國家經濟同質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資本流動和采取國際稅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種情形是：兩國僅僅在經濟規(guī)模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大國，一個是小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稅收競爭將是缺乏效率的，小國將會利用稅率的差異作為稅收競爭的工具，最終導致小國國內的過度投資和大國國內的投資不足。此時大國將會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從而會對小國產生不利影響。但就總產出而言，大國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其結果將是有效率的。分析結果同時表明，在產出水平上，雖然進行國際稅收合作將無法替代資本流動的跨國限制，然而大國以對資本跨國流動限制的威脅將通過影響雙方非合作均衡的產出，從而最終影響雙方合作均衡的產出。因為如果在合作無法達成時，大國將會運用資本跨國流動限制，小國不合作利益則會受到損害，而大國則至少會獲得有效資本跨國限制帶來的利益。這時，大國限制資本流動的威脅就是可置信的，它不僅改變了國際稅收競爭中大國與小國討價還價的地位，也為國際
稅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種情形是：兩國資本稟賦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富國，一個是窮國。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結果都是無效率的，甚至引入資本跨國流動限制也不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當兩個國家具有足夠大的資本稟賦差異時，他們都會傾向于讓資本自由流動和進行國際稅收合作，使雙方的福利獲得改善，即使這種國際稅收合作不一定會產生有效率的產出結果。
以上是對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介紹和評述�？傮w而言，雖然這些模型的假設前提有較大的差別，其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但它們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產出市場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為博奔的參與者，通過稅收政策的制定來實現(xiàn)國家福利最大化。雖然政府擁有市場力量，但這些模型將政府利用稅制操縱貿易條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
五、戰(zhàn)略性國際稅收競爭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國家間貿易利益的沖突已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政府作為經濟的管理者，總是試圖通過政策工具來操縱貿易條件，進而對產出市場產生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發(fā)展起來的新國際貿易理論——戰(zhàn)略性貿易理論(Eaton and Grossman，1986；Helpman and Krugman，1989)正好為政府這種干預經濟貿易的行為提供了理論支持。標準的戰(zhàn)略性貿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礎之上的：一是產出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二是存在規(guī)模收益遞增的效應。不難理解，一且這兩個理論假設前提成立，就為政府介入廠商貿易行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戰(zhàn)略性貿易理論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是，政府應該對國內企業(yè)進行稅收補貼，以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獲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時，兩國的戰(zhàn)略性貿易模型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假定前提是，廠商通常是不可移動的，它們只能在國內生產，產品在第三國消費。那么，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當轉移成本為零，廠商可以自由跨國移動到國外進行生產時，對廠商的稅收補貼是否會加劇稅收競爭，或者這種補貼最終是否有效率?
賈尼巴(Janeba，1998)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稅收競爭模型。他通過給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增加不完全競爭的假定，并將廠商流動性假設賦予戰(zhàn)略性貿易模型，從而將這兩種模型結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結論是：不完全競爭和廠商流動性并不會產生相互增強效應以至加劇稅收補貼競爭。相反，當政府無法或不可能對外國企業(yè)實行差別待遇時，會使政府放棄補貼采取不干預的態(tài)度。在這個模型中，廠商可自由選擇在兩國進行生產，但消費在第三國進行，同時假定政府對所得從源征稅并使凈剩余最大化。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多階段博弈均衡的結果：由于對國內生產進行補貼時無法排除外國企業(yè)，那么過度補貼將是一種浪費。在稅收競爭博弈的最后階段，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廠商在對方國家生產，以享用對方給予的過度補貼的好處，其結果是大家都放棄補貼而不去干預貿易。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賈尼巴的結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礎之上的，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存在著爭議，但他創(chuàng)見性地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稅收學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結合在一起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無疑是具有相當重大的理論意義的。
六、國際稅收競爭的政治經濟學
現(xiàn)行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結合，這種分析方法也代表了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經濟學者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雖然這些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探討國際稅收競爭，不僅對主流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經濟全球化下的主權國家稅收制度設計有一定的理論啟發(fā)性。
第一種觀點是從“管理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稅收競爭(Vogel，1995；Sun and Pelkmens，1995)，認為稅收競爭規(guī)則取決于社會、政治和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結果，并因此在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政策傾向，其結果也是不確定的。第二種觀點是從稅收競爭產生的財政負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對不同類型國家?guī)淼慕洕驼斡绊�，并尋求將財政負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解決方案(Kanbur and Keen，1993)。還有一種觀點則應用尋租理論，假定政府決策者本身是有集權傾向的尋租者，他們有強烈的擴大國家財政的動機。這種分析的一個典型結論是：一定程度的國際稅收競爭是必須的，它可以遏制財政權力尋租者不斷擴大財政的內在沖動(Mclure，1986；Siebert and Koop，1993)。
如果從更廣義的角度，將國際稅收競爭視作是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國際稅收競爭所引發(fā)的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實際上反映了經濟全球化中政府所面臨的困境。這一困境就是所謂的“經濟一體化三難”(Economic integration trilemma)，這個命題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默斯(Summers，1999)提出的。他認為，相比封閉經濟，經濟全球化無疑削弱了一國自主運用經濟政策的能力，進一步而言，一國的主權(包括稅收主權)正日益面臨著挑戰(zhàn)。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府無疑比以往承擔了更多的責任。這些責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如何尋求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和將損失減到最小，而這是政府在過去很少考慮的。因此，經濟全球化、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以及國家主權之間的關系就構成了三難困境。在這三者之間尋求其中兩者的協(xié)調和平衡是相對容易的，但一國試圖單方面同時達到三者的協(xié)調和平衡在目前的經濟環(huán)境中只能是顧此失彼。如果要尋求某種程度的調和，最可行的辦法只能是進行國際間的協(xié)作，乃至尋求更深層次的一體化。具體到國際稅收競爭問題，國家間進行稅收合作以及在某些經濟區(qū)域實現(xiàn)稅收一體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OECD的稅收合作以及EU的稅收一體化實踐的發(fā)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七、總結評價
當前，國際稅收競爭理論仍處于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過程中，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有相當?shù)臓幷�。但這些理論探討以一種全球化的視角來審視傳統(tǒng)經濟分析的局限性，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綜觀當今西方國際稅收競爭理論模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領域研究所始終關注或力圖在未來解決的問題，也正是我國
財稅理論界應該深入加以研究的。其一，國際稅收競爭將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經濟全球化進程，尤其是在區(qū)域一體化過程中將對成員國的福利產生怎樣的影響。其二，國際稅收競爭的有效性和有害性將如何進行判別，不同規(guī)模和類型的國家將如何對其利用和限制，發(fā)展中國家在將國際稅收競爭作為提高國家競爭力手段時，將面臨怎樣的約束條件。其三，在“經濟一體化三難”的前提下，進行國際稅收協(xié)調、減少有害稅收競爭是現(xiàn)實的選擇，而當前國際稅收協(xié)調和合作將采取何種手段，國家間利益和損失將如何分配。其四，未來區(qū)域范圍乃至世界范圍的稅收協(xié)調將呈現(xiàn)怎樣的態(tài)勢，是一種自發(fā)性的協(xié)同，還是需要建立某種共同的稅收主權讓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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