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的奠基人

　長人類的決策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偏離標準的經濟學理性假設的行為模式。假使這些對理性和利己假設的偏離極微小，或者只是純粹的個人癖好的結果，那么作為整體的研究將把它們忽略，經濟理論對參與人行為的總體預期不會與實際偏離太多。以弗農·史密斯為首的實驗經濟學家對各類市場機制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對偏離標準經濟理論的個人癖好假說的檢驗。如果檢驗的結果顯示對理性和利己的偏離是系統(tǒng)的，那么理論本身的修訂就在所難免。另一方面，以丹尼爾·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維爾斯基為首的認知心理學家對人類的決策行為的早期研究則可以看作是對偏離標準經濟理論的系統(tǒng)性假說的檢驗。
　　　　一、實驗經濟學基礎
　　經濟學在傳統(tǒng)上被看作僅依賴真實經濟數據的非實驗科學。許多學者認為作為科學的經濟學，其進一步發(fā)展受到的羈絆即在于此。如果不能進行可控實驗，經濟理論的檢驗必定受到限制。僅憑真實經濟數據，很難判斷一個模型是否失敗，何時失敗以及失敗的原因所在。一般科學研究所遵循的，理論和可控環(huán)境下的觀察之間的反饋路徑——新的實驗結果啟發(fā)新的理論發(fā)現(xiàn)，新的理論發(fā)現(xiàn)又要求有用來檢驗其真實性的新的實驗設計——在經濟學中好像非常難得。
　　一個迅速發(fā)展的研究領域，即被稱為實驗經濟學的經濟學分支的創(chuàng)立，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zhàn)。在可控的實驗室環(huán)境下，實驗專家們要研究參與人某些特定的經濟行為，要求他們在模擬的、但更簡化而且具有純粹形式的市場或其它經濟環(huán)境中進行經濟決策。實驗構造的經濟環(huán)境與真實市場在多大程度相符尚在爭論之中。但是就像物理學中的小型實驗的結果形成的結論（如那些支撐基本粒子和熱力學的定律）深刻影響了物理理論（宇宙理論或氣候學等等）的發(fā)展一樣，從微觀經濟行為的實驗結果得出的規(guī)律同樣能對經濟理論的發(fā)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經濟研究中運用實驗方法，其實有相當早的嘗試者。不過，弗農·史密斯毫無疑問是實驗經濟學研究傳統(tǒng)中的最主要人物，也是對實驗經濟學的早期發(fā)展做出最重要貢獻的理論代表，而且至今仍是這個領域的核心。他教育了大量的實驗經濟學的年輕研究者，并與他們合作。這些年輕一代的實驗經濟學家中做出最大貢獻的是查爾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
　　　�。ㄒ唬┦袌鰴C制
　　弗農·史密斯最杰出的工作是有關市場機制的研究。他為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他創(chuàng)新了競爭市場實驗，對不同的拍賣形式進行了實驗檢驗，還設計了實驗的所謂引致價值(induced-value)方法。
　　史密斯的第一篇實驗論文(1962)是受到張伯倫(1946)的課堂實驗的啟發(fā)而形成的。史密斯哈佛求學時期的教師張伯倫，曾在那時組織了捉對交易的虛擬買賣市場。張伯倫將他的實驗結果作為證明標準的新古典完全競爭（即市場參與者是理性的價格接受者）市場模型有錯誤的論據之一。
　　史密斯最初認為，如果將參與人所處的實驗環(huán)境改造得更接近于真實市場，張伯倫的實驗結果將更具說服力。他設計了一類被稱作雙向口頭拍賣的市場實驗，在這些實驗市場中，參與人被分為潛在的買者和賣者兩個群體。這種市場機制實際應用于許多金融和商品市場中，參與人被隨機地分派買賣者角色，每個賣者得到一單位的待售商品以及這一單位商品的保留價格。如果保留價格是v，賣者則無權以低于v的價格賣出，當他以p＞v的價格賣出商品時，其所得為p-v美元。賣者的保留價格是其私人信息。相對應地，每個買者也被攤派一個私人的保留價格w，作為其購買商品價格的最高上限，以價格p＜w購入商品意味著這個買者賺到w-p美元。在保留價格的分布的基礎上，史密斯勾勒出理論的供給和需求曲線，以及反映競爭均衡價格的曲線交叉點。相反，實驗參與人并沒有這些信息，更不可能以此計算出理論均衡價格。令史密斯吃驚的是，實驗的交易結果與理論均衡價格非常趨近，因此，這個以證偽市場理論為初衷的實驗，其結果支持了市場理論的理論預期。
　　史密斯和其他學者后來又進行了一系列類似的實驗，用以檢查這種與理論預期的相符是否僅僅是一種巧合。后來的實驗繼續(xù)驗證了史密斯最初的結論。普洛特和史密斯(1978)的合作工作除得出這一通常結論以外，還得到了另一個重要結論：市場制度肯定是重要的。特別是，他們比較了允許買、賣者在一個交易時段內連續(xù)改變價格（史密斯的早期設計）和令交易者在整個時段只能貼一個標簽價，這兩類不同機制的結果。結果顯示，在后一類實驗設計下，向理論均衡價格的趨近速度較慢。相對于收集真實經濟數據，實驗方法的引人之處正在于此：即可以保持“市場環(huán)境”（保留價格的分配）不變，而以可控的方式變化“市場機制”（此例中的價格調整規(guī)則）。
　　在幾乎所有市場實驗中，對所探討的理論假設清楚地進行檢驗都要求控制參與人的偏好。由于買賣行為都會受到參與人對得失的個人估價的影響，而這種估價又不能直接為研究者所觀察到，所以控制偏好是最困難的事。張伯倫(1948)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并且指出可以通過付給參與人“恰當”的金錢刺激的方法來解決。史密斯(1976)進一步發(fā)展了這種所謂的“引致價值方法”。而今，這種方法已經成為實驗經濟學的標準工具。
　　為了說明這種方法，首先規(guī)定一個參與人作為某同質產品市場中的買者，假設實驗專家想要他表現(xiàn)出一個特定的需求函數D。也就是說，在任一價格p下，這個買者應該是想要購入確切的數量q=D(p)。但實驗專家不知道他的真實效用函數u(w)。史密斯的方法是通過給予價格p購買q單位的買者R(q)-pq美元，（其中R是一個適合的回報函數）來導出想得到的需求函數。通過經濟學原理，這個買者將選擇一個數量q，以使增加q所得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也就是一個數量R'(q)=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數u是增函數和凹的，需求函數就是如此，條件是對于任何價格，報酬函數的反函數與需求函數相等，也就是對于任意p，如果(R′)[-1](p)=D(p)。與此類似的各種方法從此在實驗經濟學的文獻之中得到廣泛運用。
　　　�。ǘ�）拍賣理論的檢驗
　　拍賣理論是在微觀經濟理論和博弈論領域中得到最成功發(fā)展的理論之一，自20世紀60年代初出現(xiàn)在經濟學之中。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William  Vickrey對拍賣理論的研究得出了大量有關各類拍賣機制的理論結果，后來，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也參與到這個領域的研究之中。史密斯首創(chuàng)了檢驗這些拍賣理論定理的實驗，并通過實驗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結論。同時，史密斯還最早提出了將可控實驗作為新的拍賣設計在運用于實際前的“風洞”檢驗方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拍賣”這個術語似乎對現(xiàn)實經濟生活沒什么實際意義。然而，對拍賣形式由簡到繁的探討，已經加深了我們對真實市場結構的認識。即使是理論研究中一些相對簡單的拍賣形式也會在實踐中有廣泛的應用，尤其是涉及到對那些自然壟斷行業(yè)的管制和私有化，公共物品的獲取，以及政府債券的出售等問題。
　　史密斯拍賣實驗的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種理論，預期出售單位物品的特定拍賣機制的結果。這些拍賣在傳統(tǒng)上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英國式或升價拍賣，買者以價格遞增的順序喊價，直到再沒有更高的出價為止。第二類稱為荷蘭式或降價拍賣，由賣者提出一個初始的最高價，再

以固定的價格單位按固定時段降價，直到有買者喊出“接受”為止。這兩類拍賣通常都是口頭式的，而交易價是最后的（或第一個）喊價者的出價。另兩類拍賣形式，所有的競拍者同時將報價密封，標被賣給最高的出價者。在第一價密封拍賣中，競拍者以出價得到標；而第二價密封拍賣中，中標者只付出價第二高的競拍者報出的價錢。
　　微觀經濟理論也將拍賣分為私人價值拍賣和共同價值拍賣兩種拍賣形式。兩種類型的拍賣中，個人對標的估價被認為是隨機變量。在私人價值拍賣中，估價在統(tǒng)計上是與潛在的競標者無關的，也就是說任何買者的估價都是其對標的物價值的純粹個人評價。而在共同價值拍賣中，競爭買者的估價中存在一個共同部分，即二手市場上的價格或一些相關品市場上的價格情況（例如譜系拍賣或電信市場）。
　　對于私人價值拍賣，經濟學者以下三條理論預期：(1)英國式拍賣和二價拍賣在中標者和預期的標的價格上是等價的。這個結果的前提是個體理性（更確切地說，是假設競標者不會采取弱占優(yōu)策略）。(2)荷蘭式拍賣和一價拍賣是等價的，前提是存在更嚴格的納什均衡意義上的行為假設，即個體理性還要加上相互一致的預期。(3)在風險中性假設下，四類拍賣都是等價的（也就是說，參與者認為參加一次公平的抽獎機會和保證你直接拿到期望的抽獎獎金額之間沒有區(qū)別）。
　　史密斯做了大量的實驗（實驗的設計還是控制供需條件，變化市場機制），對這些理論預期以及其他的理論預期進行檢驗。為了在實驗中得到私人價值，每個競拍者被隨機獨立地安排一個v值作為其私人信息。如果競拍者以價格p贏得標，則他賺取到(p-v)的錢。對于上面提到的預期(1)，史密斯發(fā)現(xiàn)英國式拍賣和二價密封拍賣確實能得到相似的結果。對于(2)，荷蘭式拍賣與一價密封拍賣并不能得到相同的實驗結果，這與理論不同。對于(3)，他發(fā)現(xiàn)假設人們具有相同風險偏好的模型不能被證偽。除此之外，英國式拍賣和二價密封拍賣的平均拍得價格比一價密封拍賣的價格要高，而一價密封拍賣的最終平均拍賣價格又高于荷蘭式拍賣的均價。
　　這些結論中，最出人意料是得到了荷蘭式拍賣與一價密封拍賣不等價的實驗結果。為解釋這種差異，兩類理論被提出。一種理論認為，效用不僅取決于貨幣收入，還與荷蘭式拍賣過程中的“等待懸疑”有關，另一種理論認為競拍者往往低估荷蘭式拍賣過程中逐漸增加的風險。史密斯(1999)分析了這兩種理論以及另外一些理論解釋。
　　　�。ㄈ�）將實驗作為“風洞”
　　史密斯與普洛特，最早將“風洞”（一種用來檢驗飛機樣機性能的實驗裝置）方法引入實驗，檢驗為官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給設計的制度機制的表現(xiàn)。通常這些機制都太過復雜，以至于難以給出確切的理論預期。而實驗方法的運用在此卻能發(fā)揮特別的效用。史密斯的一系列實驗研究論述了公共物品供給的適宜激勵機制的設計。史密斯檢驗了經濟理論中提出的機制效果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機制效果。史密斯的其他實驗工作還涉及以計算機輔助市場實驗方法分析私人機場候機機制以及對能源市場上的組織結構的研究。
　　　　（四）實驗方法論
　　除在市場理論和拍賣理論上得到一些獨創(chuàng)性結論之外，史密斯的實驗研究工作還有巨大的方法論意義。他的影響深遠的文章，刊于《美國經濟評論》上的“實驗經濟學：誘致價值理論”(1976)提出了一種用于指導實驗室經濟學實驗設計的詳細的可行方法，并進一步歸納出運用這種方法的基本原理(1982)。
　　史密斯發(fā)展的實驗方法與心理學中的實驗方法大相徑庭。實驗方法強調給予參與人足夠的金錢激勵的重要性，因為足夠的金錢方能避免決策成本導致的行為扭曲。史密斯還強調實驗設計中重復嘗試的重要性，因為這樣才能讓參與人清楚并理解實驗環(huán)境。
　　與心理學實驗方法相比的許多差異往往就是問題的焦點所在。心理學家感興趣的主要問題是個人行為，史密斯構造其實驗的初衷卻主要在于分析市場結果。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理解人類行為的兩類不同方式。
　　史密斯的方法為實驗科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可能給不同于經濟學的其他社會科學以有益的啟發(fā)。例如，普洛特等(1978)對議會中決策行為的實驗研究基本上遵從的是史密斯的方法，卻導致政治科學研究中的大量文獻開始報道相關的實驗研究成果。
　　　　二、行為經濟學基礎
　　大約半個世紀之前，愛德華茲(Edwards,1954)將決策問題引入心理學研究，為未來的研究框架勾勒了輪廓，而西蒙(Simon,1956)也曾提出了一種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加工和決策理論。不過直到卡尼曼和1996年去世的特維爾斯基發(fā)表了他們關于判斷和決策的研究發(fā)現(xiàn)之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方開始盛行。盡管卡尼曼的研究工作一貫堅持認知心理學的傳統(tǒng)，但他仍經常被作為經濟學家對待。他的許多文章都發(fā)表在經濟學雜志上，其中的一篇文章(Kahneman  &  Tversky,1979)甚至成為被認為最有聲望的經濟學雜志—《計量經濟學報》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如果說傳統(tǒng)學科之間的交流存在著壁壘的話，可以說已經有相當多的工作投入到鋪架經濟學和心理學研究之間的橋梁上。當今，這兩個學科之間實際上存在兩座橋梁—一座圍繞著實驗方法建造，另一座沿著理論建模方式鋪設。兩類工作都是行為經濟學現(xiàn)今發(fā)展潮流的基礎。下面先粗略地談一下決策概念在經濟學和心理學中的區(qū)別。
　　　�。ㄒ唬┙洕鷮W中和心理學中的決策
　　經濟學家典型的觀點是，市場行為主要受物質激勵的推動，利己心和理性是經濟決策的基礎。這里，理性意味著決策者能夠以邏輯的和系統(tǒng)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并在給定可選集和可得目標中做出最優(yōu)選擇。同時，理性也表示一種向前看的決策方式，即決策者可以考慮到決策行為在未來會導致的一切后果�？傊�，影響經濟行為的是外在激勵。
　　在心理學領域，尤其在認知心理學領域，人通常被看作是以有意識的、理性的方式組織和解釋可得信息的系統(tǒng)。但是，其他一些下意識的因素也可以系統(tǒng)地影響人類行為。就是這種相對復雜的觀點—內在刺激也會影響人類行為—使認知心理學最近的發(fā)展逐漸集中于經濟理論之上。
　　傳統(tǒng)上，經濟學家將決策者在可行集上的偏好定義為給定不變的，并且認為決策者是對環(huán)境狀態(tài)和自身行為結果做出概率估計或預期后，依統(tǒng)計原理處理可得信息的。更確切地說，標準的經濟理論是建立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之上的。這種方法由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提出的，薩維奇(Savage,1953)進行了擴展。這里，假定每個決策者都有一個定義在相應收入集合x=(x[,1],x[,2],…x[,i])上的真實估價函數u，如果在任何以概率p[,i]得到x[,i],（其中i=1,…I）的行動a和另一種以概率q[,i]得到相同結果的行動b之間進行選擇，則決策者（嚴格）偏好a＞b，當且僅當這一“效用函數”u的統(tǒng)計期望價值，在a行動下比b行動下大。正式地，選a的標準為
　　附圖
　　所以，給定市場條件，定義好決策者面對的可行選擇集，認知過程就簡化為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問題了，決策者的行為就像是在正確地賦予相關隨機事件的概率之后，選擇最大化其期望價值或最終效用的行動。
　　與此相對，認知心理學家認為決策是一個交互式的過程，可以

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按自身法則發(fā)揮作用的感知(perception)，用以解釋其發(fā)生條件的信念或心理模式。內在動因，像感情（emotions，指決策者的心理狀態(tài)）或態(tài)度（attitudes，即某環(huán)境下，對某一相應現(xiàn)象的強烈心理趨向）都可能影響決策。而且，對以前決策及其結果的記憶(memory)也會對當前決策產生重要影響，并構成特定的認知方程。這一復雜觀點將人類行為看作對給定環(huán)境的適應過程。行為是典型地適應性的；是以對因果關系的判斷和短暫的知覺條件為基礎做出的。
　　心理學和傳統(tǒng)經濟學的這些差異也表現(xiàn)在研究方法上。經濟學實驗強調對環(huán)境進行抽象，包含貨幣報酬和重復嘗試的運用。心理學家關注內在動機和對特定環(huán)境的心理調整過程，并將之定義為決策問題的架構。
　　卡尼曼和其他人通過調查和實驗收集到大量廣泛的證據，并對經濟理性假設提出質疑，認為至少在復雜的決策環(huán)境下理性行為假設值得懷疑。大量研究已經揭示出了與傳統(tǒng)理性經濟行為模型的頗多的偏離。例如，真實世界里的決策者并不總是以概率法則來估計不確定的未來事件，決策行為也經常違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則，下面討論卡尼曼對不確定性下的推斷和決策理論的主要貢獻。
　　　　（二）不確定性下的推斷：經驗推斷和偏差
　　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發(fā)現(xiàn)，不確定性下的推斷系統(tǒng)地偏離于傳統(tǒng)經濟理論提出的理性類型�？�尼曼和特維爾斯基的早期工作基于這樣的基本觀點：總的來說，人們通常沒有能力對環(huán)境做出經濟學的和概率推斷的總體嚴格分析。人們的推斷往往靠的是某種頓悟或經驗，所以經常導致系統(tǒng)性偏差。
　　一類基本偏差是人總是傾向于運用小數法則，認為小樣本和大樣本的經驗均值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其實這違反了概率理論中的大數原則。例如，在一個著名的實驗中，參與人認為某一給定時間在大醫(yī)院內誕生的嬰兒有60%是男孩，則一家小醫(yī)院內情況必定相同。通常，人們好像都認識不到隨著樣本規(guī)模的擴大，隨機變量的樣本均值的方差減小的有多快。
　　更準確地說，根據統(tǒng)計學的大數法則，獨立觀察某隨機變量的一個大樣本，其均值的概率分布集中體現(xiàn)這一隨機變量的預期值，隨著樣本規(guī)模的變大，樣本均值的方差趨近于0。
　　但是，按照人類心理的小數法則，人們確信隨機變量期望值的分布也會反映在小樣本的樣本均值之中。這導致對短序列的獨立觀察值做了過度推論(overinference)。
　　小數法則的案例之一是，當投資者觀察到一位投資經理在過去兩年表現(xiàn)好于其他人，就總結說這位經理水平要高一些，而這一結論的統(tǒng)計含義太弱。另一個相關的例子稱為“賭博者謬誤”：許多人都經常預期一個隨機賭局的第二輪會得到與第一輪相反的結果，而實際上，每一輪在統(tǒng)計上都是獨立的。如果一項投硬幣游戲前若干輪出現(xiàn)太多的“頭像”，那么許多參與者確信下一輪便應該是“文字”了。
　　小數法則還與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相關，這種相似性是形成推斷的重要因素。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在一些精美的實驗中表述了這種經驗推斷方程。參與人被要求以已知的描述為基礎將人進行分類，如區(qū)分銷售人員或議員等。對于一個給定群體中隨機抽取的某個人，當給他的描述是“對政治感興趣，樂于參與辯論，渴望出現(xiàn)在媒體上”時，許多參與人判斷說是議員。即使這個群體中，銷售員更具備這種特征。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1973)深入地考察了這種經驗推斷式的思考方式，在他們的實驗中，一些參與者得到有關群體構成的確切信息。一類設計中群體由30%的工程師和70%的律師組成，另一類設計中群體構成比例相反。實驗的結果是這種差異對參與者的推斷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
　　經驗推斷也會令人們相信兩個事件的聯(lián)合概率高于其中的事件之一發(fā)生的概率，這與概率理論的基本定理相悖。例如，某實驗中的參與者就認為如果Bjorn  Borg闖入溫布爾登決賽，則相對于輸掉第一盤的結果，他輸掉第一盤而贏得冠軍的結果更可能出現(xiàn)。
　　Shleifer(2000)的回顧行為金融理論的文章認為，小數法則和相似性推斷可以解釋金融市場中的某些反�，F(xiàn)象。例如，對股價變動的過分敏感可能是投資者對短期利好信息的過度反應的結果。
　　概率推斷中的另一種常見偏差是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指人們通過不費力地回想出的例子來進行概率推斷，結果導致賦予那些易見的、容易記起的信息以過大的比重。比如，人們總是在親身獲知某人在一座城市中被謀殺時，高估這座城市的犯罪率。認知心理學通常認為，與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被憶起，也更讓人相信其真實性和相關性。熟悉和可得性于是成為真切和相關性的暗示。
　　　�。ㄈ�）確定性下的決策：前景理論
　　有證據證明，不僅推斷，而且不確定性下的決策行為也都與傳統(tǒng)的經濟理論有系統(tǒng)的偏差。特別是，許多不確定性下的決策行為偏離于期望效用理論的預期。
　　對“馮·諾伊曼－摩根斯坦－薩維奇”期望效用理論的偏離最早由198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萊(1953)提出，他提出了所謂的“阿萊悖論”（另一個相關悖論見Ellsberg,1961）。例如，在獲得3000美元定額機會和有80%的概率得到4000美元而20%空手而歸這兩種機會之間進行選擇時，許多人選擇前者；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寧可選擇20%的概率得4000美元的抽彩機會，卻放棄25%的概率得到3000美元的機會。即使事實上這兩類選擇方案中所得的客觀結果受相同因素（即概率）的影響。這種表現(xiàn)出來的偏好，違背了期望效用理論所謂的替代性公理�？�尼曼提供了偏離期望效用理論的大量證據。
　　一個令人吃驚的發(fā)現(xiàn)是人們經常對區(qū)別于某種變化著的參照水平（如現(xiàn)狀）的結果更敏感，而對結果的絕對水平不敏感。這種對相對變化比對絕對值更多的關注可能與認知心理學的某些已有法則相關，心理學認為人們對外部環(huán)境的相對變化比對其絕對水平的反應更大，比如溫度或光照。
　　而且，以某參照水平為標準，相比于某一數量的收入，人們似乎對等量的損失更加反應強烈。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1992)估計，人們對一個適量損失的估價可能兩倍于對等量收入的估價。也就是說，人們的偏好具有（局部的）損失厭惡的特征。小風險下，他們通常更偏好穩(wěn)定狀態(tài)，而不是一半對一半的機率贏12美元或輸10美元。在大風險下，發(fā)現(xiàn)了明顯的風險偏好行為，也與傳統(tǒng)的風險厭惡假設不一致。例如，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1979)就發(fā)現(xiàn)，實驗中10個人中有7個更愿意參與有25%的概率輸掉6000美元的賭局，而不愿參加50%的概率輸掉2000美元或4000美元（各25%的概率）。因為這兩種抽彩的預期值應該是一樣的，第一種只不過是第二種抽彩平均預留的變化形式，所以實驗結果是與傳統(tǒng)的風險厭惡假設相悖。
　　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的工作不僅限于這類批評，他們還在其影響深遠的文章“前景理論：風險決策的一種分析方法”(1979)中提出了一種替代的模型框架。與期望效用理論的公理式形式不同，他們的前景理論是描述式的。這一理論引自實證的觀察結果，而不是由一套漂亮的邏輯的公理推導而出的。后來，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認為實際可以有兩種理論：期望效用理論用來定義理性行為，而用如前景理論這樣的理論描

述真實行為。期望效用理論可以對某些簡單清楚的決策問題中的選擇作真切的描述，但現(xiàn)實生活中更多決策問題卻復雜繁亂，更復雜的行為模型是必須的。
　　那么，這兩種理論的差異何在？在貨幣得失的例子中，按方程(1)所述的期望效用理論的決策尺度，要假設每個決策者都有一個在財富w之上的真實估價函數u。假設行動a導致得到財富向量w上的概率分布p,b導致概率分布q，那么當且僅當
　　附圖
　　時，決策者（嚴格）偏好a＞b。
　　與此相對，前景理論假設存在另兩個函數v和π，而決策者（嚴格）偏好a＞b，當且僅當
　　附圖
　　其中，△w[,i]=w[,i]-w[,o]，指財富與某參照水平（可以是初始財富或欲求財富水平）之差。
　　兩個模型有三點差異。首先，在前景理論中，決策者并不關心財富本身的最終價值，而是關心那個相對于參照點的財富量的相對變化△w。這個參照點經常是決策者當前的財富水平，決策者以此來定義與現(xiàn)狀相對比的得失。但這個參照水平也可以是某個欲求水平：參與人在給定現(xiàn)有財富和預期條件下，想努力獲得的財富水平�？�尼曼和特維爾斯基認為一個決策問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要“編輯”，以便建立一個面對決策的參照水平，這樣就可以給決策結果“編碼”了：當結果大于參照點，就是賺了；小于參照點就賠。“編輯”階段之后，就是估價階段，當然是以方程(3)為標準。
　　與期望效用理論的第二個差別是價值函數v。這個函數除了定義在財富變化之外，還具有特殊的S形狀。因此，在盈利的部分是凹的，在損失的部分是凸的，而且在向兩端發(fā)展時，其敏感性在逐漸消失。這條曲線在0處有一拐點，這使得相對曲線的小的盈利部分，小的損失部分更加陡峭。而期望效用理論中的函數u的形狀則總是平滑和凹的。
　　第三點差別在于決策的權重函數，它是客觀概率p或q的一個函數。這個函數是單調遞增的，并且在0和1兩處不連續(xù)。因此，這個函數系統(tǒng)上賦予了小概率以過高的權重，而賦予大概率以過低的權重。
　　正是這些差異，使前景理論的預期可以與前面所提到的實驗事實相符。由于人們對存在風險下的未來的估計是建立在與某一參照水平相關的財富變化的基礎上的，所以對“編輯”階段作適當假設，會使模型更加與以下觀察結果相符：即人們總是因面對結構不同的問題，而做出不同的選擇。價值函數由參照水平決定了一個拐點（這一點導致了曲線的小損失部分比小盈利部分更陡峭），這暗含一個結論，就是選擇行為符合損失厭惡理論。而函數v的兩端對客觀概率變化的邊際敏感度逐漸減弱消失，將導致決策者對盈利有風險厭惡（即過低地估價盈利可能）和對損失風險喜好（即過低地估價損失可能），這也與實驗事實相符。而且決策權重函數對小概率的高估和對大概率的低估的事實也可以用來解釋阿萊悖論。
　　前景理論也可以用來解釋某些似乎背離傳統(tǒng)經濟學的行為規(guī)律。例如人們在購買家電時，總是傾向于購買昂貴的小額保險；他們也總是樂意為了省幾毛錢驅車去很遠的商店買些零七雜八，卻不肯花費同樣的精力購買能得到同比例折扣的貴重物品；他們在收到對其一生收入不利的消息時，又從來都抗拒做出減少消費的決定。
　　總之，卡尼曼及其他學者的實證研究顯示出了不確定性下選擇問題的許多規(guī)律，而前景理論為解釋這些規(guī)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尼曼的研究結論為經濟學家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察視角，也促進了后來的模型建構工作。前景理論的一個擴展—累積的前景理論(Tversky  &  Kahneman,1992)對原有觀點進行了一些弱化。特別是，累積的前景理論考慮到了對大量的結果的預期，這與隨機支配的原理相符。
　　前景理論及其擴展模型比期望效用理論更能真切地描述風險下的個人行為，并且已經在這方面貢獻卓著�？梢哉f，前景理論已成為風險決策領域應用性實證工作的基石。
　　　　三、總結
　　卡尼曼運用認知心理學討論“回答問題－形成推斷－做出選擇”思維過程時的一些觀點，幫助我們理解人類是如何進行經濟決策的。在這條路上，其他的心理學家也曾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對不確定性下決策行為的研究工作影響最大，也最為出類拔萃。對行為經濟學的其他領域，卡尼曼也做出了許多早期貢獻。其中一例是他和Knetsch、Thaler(1986)對于“考慮公正”的重要性的研究工作。這一領域已經成為相當有活力的研究領域，其他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后續(xù)實驗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許多市場行為的形成可能是出自公正和互惠的考慮。通過這些工作使卡尼曼成為了現(xiàn)代行為經濟學和金融學蓬勃發(fā)展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研究也對其他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以及醫(yī)學領域受到廣泛地引用。
　　史密斯是在經濟研究中創(chuàng)造推行實驗這種實證方法的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與卡尼曼不同，史密斯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從向理性決策這一傳統(tǒng)經濟理論挑戰(zhàn)開始的。他檢驗了有關市場表現(xiàn)的替代假設，尤其是不同市場機制的重要性。卡尼曼的調查和實驗工作主要針對個性行為者的決策討論展開，而史密斯的實驗則專注于特定市場環(huán)境下，參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同時，史密斯還強調方法論討論，發(fā)展了可行的實驗方法，并且提出了構成一個好實驗的必備標準。其他的研究者對這一傳統(tǒng)繼續(xù)深化研究。特別是普洛特的一些重要論文，不僅進一步發(fā)展了實驗方法，還將實驗方法拓展到其他新的研究領域。不過，經濟學家們大多是通過史密斯的工作成果，才認識到實驗室實驗可以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工具。
　　現(xiàn)今，心理學和實驗經濟學傳統(tǒng)上相互重合的領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研究工作。這種新的研究工作對經濟學和金融學的所有領域都有潛在的影響。實驗結果表明，特定的心理現(xiàn)象（如有限理性、有限的利己動機或不完全的自控力等）是隱藏在一系列市場結果之下的重要因素。行為理論通過艱苦的發(fā)展，理論預期逐漸與這些實驗事實相符，并最終取代傳統(tǒng)經濟理論中的某些元素。金融經濟學中一項具有挑戰(zhàn)性的任務就是確定市場套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清除系統(tǒng)非理性對資產價格的影響。
　�。ɡ畋蜃g自諾貝爾基金會網站www.nob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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