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禪山記》讀后

王安石《游褒禪山記》是一篇名文，全日制十年制學校高中課本《語文》第一冊也選了，自然是因為它因事見理之理，對我們現(xiàn)在還有教育意義。為了受教育，讀文章無妨斷章取義；至于評價文章，就要兼考慮義理之外的其他方面。最近我把這篇文章又讀了一遍，對于有些問題，如寫法究竟好在哪里，記游而大發(fā)議論合適不合適等等，有些粗淺的想法，寫出來供研討此文的人參考。
此文的受人重視，主要在于它宣揚了無論是求學問還是建功立業(yè)，都要勇往直前，求登峰造極，得其究竟，而不畏難茍安，人云亦云，半途而廢。這個道理之為正確，重要，顯而易見，因而說這方面是文章的優(yōu)點就不成問題�！�—這都可以不談。以下著重談別的方面。
游記一類文字，辭章之美很重要。柳宗元《永州八記》是名文，很多人喜歡讀，主要原因之一是辭章好。就這一點說，《游褒禪山記》就差一些。是文筆的造詣有高下嗎？似乎不好這樣說。辭章的高下不同，大概是出于另外的原因。可以想到的有以下幾種：一，荊公此文，名曰游記，而重點是講道理，所以不想繪影繪聲地描摹景色。二，荊公好游而象是不喜歡或不慣于寫游記，如文集中游記很少，一篇《鄞縣經(jīng)游記》也寫得平平，有如記帳。三，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荊公行文，常常漫不經(jīng)意，一揮而就。《宋史·王安石傳》說：“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jīng)意。”這是因為他才大，志大，不慣于在文字的雕琢上多下工夫（自然不是篇篇如此，因為還有修潤“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傳說）。這樣，日子長了，大醇小疵也就在所難免。如他的《鐘山絕句二首》里有一句，“一鳥不鳴山更幽”，與流傳的王籍名句“鳥鳴山更幽”相比，不但語拙，意思也難通。又如他著《字說》，靈機一動，專以會意解釋字義，蘇東坡同他開玩笑，問“坡”字何義，他說：“坡者，土之皮。”蘇東坡說：“然則滑者，水之骨乎？”即以這篇《游褒禪山記》而論，如“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也寫得頗為纏夾，既然已經(jīng)“漫滅”，為什么“其為文猶可識”呢？象這類地方，都失之膽大而心不細，我們也不必為賢者諱。不過無論如何，這總是小疵，我們讀古人作品，不妨舍小疵而取其大醇。大醇為何？我個人以為，是“文如其人”。王荊公是大政治家，為救國救民而變法，大氣磅礴，百折不撓，至于傳說的不拘日常小節(jié)，如少洗臉，不更衣，須上生虱等，也許正是值得稱賞的吧？
辭章之外，讀《游褒禪山記》時會想到的一個問題是，記游而大發(fā)議論，這種寫法究竟如何。古人寫游記，常用的辦法有兩種：一是單純描畫所見，如《徐霞客游記》，姚鼐《登泰山記》等。一是于所見之外，兼寫一些因所見而引起的感慨，如楊士奇《游東山記》，末尾說到“人生聚散靡常”，邵長蘅《夜游孤山記》，末尾對比賈似道與林逋，以寄一時的興會。荊公此文就大為不同，記游部分輕描淡寫，一掠而過，議論的話卻說得很多很重。與一般游記相比，這種寫法是重點寫有所“悟”，所以無妨謂之為變格。對于這樣的不同尋常，我們應該怎樣看呢？這可以分作兩個方面探討：一是何以這樣寫，二是這樣寫好不好。
變格的由來，我個人以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推求：一是作者的時代，二是作者的為人。
先說時代，是宋朝。我們都知道，宋朝是理學盛行的時期。理學講些什么，今天看來，應該如何評價，這些與本文關系不大，可以不談。只是有一點要指出，就是理學家慣用的所謂“格物、致知”的辦法，正是“因事見理”。自然，因事見理也是古已有之的，如莊子的道在屎溺，墨子的見染絲而嘆都是。不過到了宋儒就于今為烈。這原因是他們學了佛家的禪宗（雖然口頭上大力辟佛），而且要比漢儒更進一步，窮追圣經(jīng)賢傳的微言大義。他們著重講的大道理，有心、性、誠、敬，尤其是形而上的太極、陰陽等，都是玄之又玄的，離開事物就更難理解，因而他們從禪宗老衲那里引進一些辦法，以眼前事物寓玄理，并且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話，即所謂語錄反復闡明之。這樣做，時間長了，人數(shù)多了，自然就成為風氣，我們稱之為道學氣也好，總之，是習慣成自然。例如《論語》的“莫春者，春服既成”一段話，舊注只是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狈蜃铀�與，不過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一點點意思�？墒堑街祆涔P下就不同了，注說：“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這個“妙”，我們現(xiàn)在看來就莫名其妙。宋儒的因事見理，不只常見于文，而且有時見于詩。例如也是剛引過的朱熹，寫過一首《觀書有感》，詩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還有一首，題目是《泛舟》，詩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薄霸搭^活水”，“中流自在”，顯然都是禪語，表面言事而實際是講道理。這樣的詩，王荊公也偶一為之，如《登飛來峰》云：“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這顯然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荊公不是理學家，他志在救國救民，要“行”；理學家則醉心于“思”，思太極、陰陽等等，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說是想入非非。這是一面。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荊公雖然是大政治家，于學卻無所不通。文章和詩詞，在宋朝都是第一流。旁至于理學、佛學，他不只是通，而是精通。他寫過《原性》《性說》等文章，而且自信為前無古人。他還作過《楞嚴經(jīng)疏解》，也自信為成一家言。因此，我有時想，杰出如王荊公，在學問文章方面，或者也不免沾染一些時代的風氣；如果這個猜想還有些道理，則這篇游記用了因事見理的寫法（不是“人”的“思想”，是“文章”的“寫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樣寫的另一個由來是作者的為人。荊公的為人，大家都很熟悉，才高，志大，有見識，有魄力，無論是治學還是建功立業(yè)，都要求登峰造極。他的《憶昨詩示諸外弟》里有句云：“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閑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薄队伟�禪山記》是三十四歲所作，他拜相在五十一歲，這篇游記中的大議論，正是壯志未酬的真實反映。寫此文之后的十幾年，他掌政了，果然就象文中所說，“盡吾志也”，“可以無悔矣”。總觀他的一生，變法；訓釋《詩》《書》《周禮》，成《三經(jīng)新義》，頒之學官；黜《春秋》，說它是斷爛朝報；著《原性》之類的http://www.panasonaic.com/論文，不只駁楊朱、韓愈，而且駁孟子、荀子（雜文《讀孟嘗君傳》駁世人皆稱孟嘗君能得士，而說孟嘗君是雞鳴狗盜之雄，也屬于這一類）；創(chuàng)詩詞集句，開后代集句的風氣；等等：可以說件件（至少主觀上）是登峰造極。無怪乎《宋史》說他：“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zhí)意不回。”象這樣的為人，在游記中發(fā)一些不甘于“夷以近”的大議論，正是不足為奇了。
最后談談這樣不同常格的寫法，我們究應如何評價的問題。這顯然是個難題，因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且說我自己的看法，是大有可取。理由有三：一，這類變格也是古已有之。例如《史記·汲鄭列傳》的“贊”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tài)；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應該評論汲鄭二人的功業(yè)而專說世態(tài)炎涼，這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變格。又如曹操《祀橋太尉文》中有這樣幾句：“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經(jīng)由，不以斗酒只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莊語之中忽而插入玩笑話，這也是變格。還有變得更厲害的，如韓愈的《送孟東野序》，通篇大談其不平之鳴，說到孟東野只寥寥幾句。即此可證，變格也未嘗不可，有時甚至更好。二，古已有之是旁證，更重要的理由是，就《游褒禪山記》說，這樣寫效果更好，因為因事見理，則玄遠化為切近，讀者更容易悟入，換句話說，就更容易說服人。三，從文章作法方面考慮，變格的靈活性也有教育意義。俗話說，文無定法。從讀者方面說，我們更應該尊重作者的自由。某一個主題，或某一點點意思，可以用這個體裁表現(xiàn)，也可以用那個體裁表現(xiàn)。體裁確定之后，次序，組織，甚至措辭，也可以千變?nèi)f化。小題可以大作，大題可以小作，還可以連類而及，聲東擊西，等等。當然，變要有變的規(guī)矩，不能隨筆亂寫。規(guī)矩是什么？無非是不離主題，能夠同樣或更好地達到.寫作的目的，所謂萬變不離其宗。這個道理容易說，也不難理解，不過做起來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千篇一調的文風正在風靡一世的時候。練筆自然不可少，而知道如何能不陷入流行八股的泥塘，也同樣是重要的。就這一點說，王荊公這篇不同流俗的文章也是值得我們深入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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