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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律研究》之“緒論”/曾代偉
《金律研究》之“緒論”
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必須包括中國各少數(shù)民族史，這已是史家的共識。同樣，一部中國法制史，如果只是津津樂道于華夏"正統(tǒng)"王朝立法建制的輝煌成就，而對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尤其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權的法制漠然置之，或視其為華夏王朝法制的附庸，那么，這部中國法制史就是殘缺不全的。或者說，它不能算作一部真正的中國法制史。
我國古代的少數(shù)民族，大致可作南北之分。從某種意義上崐講，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地位較南方突出。他們多以游牧為主要生活方式，素以勇猛、強悍著稱，曾多次入主華夏建立統(tǒng)治全國的政權，或控制中國北方，與南方漢族政權長期并存。從西晉末年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在中原建立十六國，到北魏統(tǒng)一中國北方；從遼、金、西夏與兩宋的長期對峙，到元朝和清朝的"大一統(tǒng)"政權，歷時近千年之久，幾乎占了整個封建時代一半的時間。
在入主中原之前，北方少數(shù)民族大多已經(jīng)歷漫長的發(fā)展歷程，創(chuàng)立了富于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他們大多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有記錄成文的習慣法規(guī)范或成文法典。諸如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機為部落聯(lián)盟首領時的"籍沒之法"；女真族在十一世紀初石魯聯(lián)盟時代的"條教"；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時編纂的《大扎撒》等。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法文化雖然受到源遠流長的華夏正統(tǒng)法文化的沖擊和融匯，但仍然頑強地固守自己的領地，憑借本民族在國家政權中占居統(tǒng)治地位的優(yōu)勢條件，對國家立法建制以至整個社會生活發(fā)揮影響，使這些政權的法制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色彩。
然而，正是這些富于多元化特色的法制融入，為儒家思想束縛下步履蹣跚的中國法制不斷注入新的活力，才使中國古代立法建制創(chuàng)造出世人注目的輝煌，中華法系才會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而躋身于世界大法系之列。
可是，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中國法制史論著，除對北魏、元朝和清朝法制稍微注意外，五胡十六國、遼、金、西夏、蒙古汗國、后金等少數(shù)民族占居統(tǒng)治地位政權的法制，備受冷落，或只字未提，或一筆帶過，或基于"華夏正統(tǒng)"的觀念，只是對其中野蠻殘酷的內容痛加撻伐，卻置其法制上的建樹于不顧。至于有關少數(shù)民族法制史的專著，則基本上是空白。
這種狀況，顯然與少數(shù)民族政權法制在中國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極不相稱。因此，全面、系統(tǒng)地探討我國歷史上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立法建制活動及其經(jīng)驗教訓，無疑是民族學和法學理論工作者的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有鑒于此，筆者在完成國家"七五"期間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中國法制通史》之《宋遼金卷·金朝法制》撰稿任務后，對所搜輯的大量金律資料進一步作了深入的探索和考察，匯纂成此書，力求反映金朝立法建制的全貌，期望對民族法制史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
在中國古代各少數(shù)民族中，女真族尤以歷史悠久著稱。其先世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受周王室冊命的肅慎。后來，肅慎部族在漢魏晉時期被稱為挹婁，北朝稱之曰勿吉，隋唐稱靺鞨，五代始將黑水靺鞨稱為女真。到十一世紀時，以靺鞨為主體，吸收不同祖源、語系的氏族部落形成的女真族，在"白山"（長白山）、"黑水 "（黑龍江流域）間崛起。自公元１１１５年建立國家政權后，相繼吞并遼朝和北宋，在中國北部建立了長達一百二十年較為穩(wěn)固的統(tǒng)治。
在此期間，女真族以開放的恣態(tài)，吸收和融合了漢族及其他各族文明的精華，促進了本民族的飛躍發(fā)展。同時，對異族文化博采兼納，又使女真文化獲得了豐富的滋養(yǎng)，成為具有較高水平的多元文化。女真文化與中原文化雙向滲透的結果，形成以儒家思想居主導地位的多元一體的金文化�？梢娊鹞幕⒎峭瑫r并存的宋文化的附屬，而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中華文化發(fā)展史上，金文化應與宋文化并列于"正統(tǒng)"地位。
儒家思想在金代社會意識形態(tài)中主導地位的確立，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金建國之初，女真"舊俗"尚支配一切，占居上風。到熙宗時，金朝在中原的統(tǒng)治基本穩(wěn)定，統(tǒng)治者開始提倡尊孔崇儒。在世宗、章宗時期，儒家思想已成為金統(tǒng)治的思想基礎，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儒學的精神原則成為衡量是非的標準；儒家的忠孝觀念被奉為調整君臣上下和家庭、宗族關系的準則。少數(shù)民族在禮俗、喪葬、文體、游藝、歲時雜俗乃至心理素質等深層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出"華夷同風"的文化積淀。
有金一代，中國古代的各種思想燦然皆備，百家爭鳴，儒家思想、佛教、道教尤為盛行。儒家思想之所以獨占鰲頭，成為金朝統(tǒng)治思想的核心和主體，乃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金崇奉的儒家思想，已不同于先秦和漢代的儒學，而是繼承北朝以來興起的新儒學。這種新儒學不尚虛名，注重博實，敢于摒棄"貴華夏，賤夷狄"等陳腐觀念，敢以北方王朝自重，以"正統(tǒng)"自居，完全適合金王朝力圖在當時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中樹立"正統(tǒng)"形象的需要，因而受到統(tǒng)治者的青睞。
此外，金統(tǒng)治者崇儒還緣于維護自己統(tǒng)治地位的現(xiàn)實目的。世宗即位后，鑒于女真貴族集團內部不斷發(fā)生爭權奪利的血腥事件，熙宗、海陵王相繼死于暴力政變，遂大力宣揚和提倡儒家忠孝觀念，特別強調忠君，把忠君思想作為調整君臣關系的法寶，要求臣僚"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告誡臣民不要做有虧忠節(jié)的事。
金統(tǒng)治者帶頭尊孔崇儒，使女真人皆以學習華夏文化為榮，匯成一股學習華夏文化的潮流。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逐漸為女真人普遍接受。儒家思想成為漢、女真人等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
各民族共同思想基礎的確立，推動了金代政治經(jīng)濟制度改革和封建文化的發(fā)展，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三
在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多元一體文化氛圍中，金朝立法上采唐遼宋之制，參以女真?zhèn)鹘y(tǒng)習慣法，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崐，并對元朝法律制度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金朝第一部成文法規(guī)熙宗《皇統(tǒng)新制》，就是以本朝舊制為基礎，兼采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匯纂而成。此后，海陵王《正隆續(xù)降制書》、世宗《軍前權宜條理》、《大定重修制條》等法規(guī)，都是修訂皇統(tǒng)以來歷代法規(guī)基礎上頒行的。集金代立法之大成的《泰和律令敕條格式》更是以唐律疏義》之翻版。它不僅是金朝的一代成法定規(guī)，其效力還及于元初。"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
(《元史·刑法一》)
直到元世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始禁用金泰和律"(
《元史·世祖本紀》)。從蒙古汗國太宗六年（１２３４年）滅金而沿用金律，至此已三十七年時間。而且，金律的效用并未因元世祖一紙禁令而中止。世祖下令禁用金律時，并未頒行一部足以代替《泰和律》的成規(guī)定制。以致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御史中丞崔 仍建言："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新元史·刑法志》)在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頒布《至元新格》后，元成宗于元貞二年（１２９６年）以"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新元史·刑法志》)，命參知政事何榮祖等更定律令。但新律直到武宗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仍未頒行。時中書省臣上疏："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世祖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參酌古今，從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謂律令重布，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新元史·刑法志》)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年），《大元通制》告成，才最終取代了《泰和律》的地位。可見，在中國法制史上，金律和兩宋法律共同居于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
四
關于研究金律的資料問題。
金代律典法規(guī)早已亡佚不傳。我們只能從散見于歷史典籍中的法制資料，勾勒出金王朝立法建制之概貌。
作為二十四史之一的《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乃是可資參閱的基本史籍。《金史》系元代官修的一部正史。其依據(jù)是金朝史官編纂的諸帝《實錄》和《國史》，并以金人劉祁的《歸潛志》、元好問的《中州集》和《壬辰雜編》、王鶚《汝南遺事》等著作參證補遺，內容詳實而可靠。正如《四庫總目提要》所論:金代"制度典章，彬彬為盛，征文考獻，具有所資。"而且，《金史》成書前，已有不少史家對金朝史實做了大量的考訂整理工作，"相承纂述，復不乏人"，為修成《金史》提供了較好的基礎�！端膸炜偰刻嵋氛f，"元人之于此書，經(jīng)營之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對《金史》贊譽有加，稱該書"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清人趙翼亦指出："《金史》敘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謂為"良史"。(《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七)
此外，題為"淮西歸正人宇文懋昭撰"的《大金國志》、宋人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洪皓的《松漠紀聞》等，亦是研究金律的重要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商務印書館于１９７２年出版了葉潛昭先生的學術專著《金律之研究》。該書以宋朝律博士傅霖所撰《刑統(tǒng)賦》之疏解，及《元典章》為依據(jù)，參照《唐律疏議》，對金《泰和律》的條文進行了"復舊"，為金朝法制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對彌補金代法規(guī)亡佚造成的資料闕如作了有益的探索。其研究方法和視角獨特而新穎，給人以啟迪。
然而，《金律之研究》所"復舊"的金律，只是頒行于章宗泰和二年（１２０２年）五月之《泰和律義》。該律典雖然堪稱金朝立法的主要成果，卻不能反映此前近九十年間金律發(fā)展演變的歷程，無法顯示金代立法建制之全貌。須知，無論熙宗《皇統(tǒng)新制》、海陵王《正隆續(xù)降制書》，還是世宗《軍前權宜條理》和《大定重修制條》，都是金代長期通行的成法定制，當然是金律的有機組成部分。
再則，《元典章》、《刑統(tǒng)賦解》、《刑統(tǒng)賦疏》等，多為元人著作。其中對《刑統(tǒng)賦》的疏解，援引了《唐律疏議》和元代的判牘、案例作為印證。在未經(jīng)信史佐證，其中唐、宋、金、元之制難以區(qū)分的情況下，將上述著作中的內容認定為金律條文，似值得商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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